正常职场逻辑规则而言，下属与领导发生激烈冲突，基本下属都会被领导处理，如调离、剪除、降级等方式解决。但凡事也有例外，只要抓住了时机，找准了领导需求点，亦可能转化危机。
史料记载，汉高祖刘邦巡游路过赵国时，曾险些命丧于此，赵王张敖属下成员贯高等人曾组织一场暗杀刘邦的行动，只是未能成功，但不料此事被其仇家检举揭发，向刘邦告密此阴谋刺杀行动之事，由此，刘邦对赵王张敖、贯高等人进行逮捕。据史料记载，贯高等人之所以要刺杀刘邦，在于刘邦对赵王张敖极度傲慢无礼，由此导致贯高等人为讨回赵王面子而报不平之仇。
以现在职场游戏规则来看，如果属于组织内垂直体系的上下级关系处理问题，不至于对高层领导动杀心，但如果被认为是平行体系之间的关系冲突问题，则可能发生激烈行为，由此来看，贯高给其自身定位为独立于刘邦之外的平行组织，因而不应该遭受刘邦如此对待，矮化赵王张敖，必然同时矮化了贯高等人，遂有过激情绪反应。
为此，贯高向刘邦极力辩解，刺杀刘邦的事是他一手策划操办的，与赵王没有关系，赵王张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但对这么大的事，作为贯高的直接领导，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掌握，即便赵王没有直接参与，但其知道贯高等人的行动后（都是骨干成员），却不能有效阻止，不作为，亦脱不了责任，所以，刘邦必不信任，定要审出个所以然，那么，针对刘邦极限施压，贯高如何化解这场危机？如何保住赵王？如何保住自己呢？对此，详细分析如下：
1、闭口不谈、责任在己
领导代表国家权力浓缩，搞掉领导即可被视为对权力的颠覆行为。因此，不论是以刺杀或军事政变行动，来挑衅领导权力，都可被看做谋反行为，所不同之处，在于发动军事政变，被认定为谋反具有普遍思想共识，而个体对领导的刺杀行动，则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做为道义忠信行为而可能获得某种原谅或理解。
贯高面对刘邦持续施压审问，坚持认定赵王张敖没有参与此事，对此事完全不知内情，完全是其个人行为，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两点职场规则：一是如果承认赵王为主谋，刘邦不仅会处理赵王，连同贯高等人也会一并处理，毕竟贯高等人为赵王底下骨干成员，其罪责也不小，即便因为出卖赵王而暂且获得刘邦赦免，但亦不可能受到重用，且由背叛造成的舆论压力，亦难以在熟人圈内混；二是如果将责任归结自身，则保住赵王的概率会提升，领导也会认为贯高是忠义之人，从而赦免其罪责。
2、合理解释、印证可信
坚定不谈其上级的问题，只一味将责任揽归自身，并不能消除刘邦的疑虑，因为这种职场行为，其实只是突出贯高自身地位，使得刘邦认定贯高的忠义、坚韧不拔，也就说会被刘邦认定为是个值得托付重任、品格优秀的好同志，但并不表示赵王张敖没有参与谋反，而贯高的忠义举动，反而会加剧刘邦对赵王的猜忌，因似如铁板一块。
因此，贯高必须找到合理的解释其行为的理由，即除此忠义紧密的谋反理由之外，需要其他可能理由来解释其谋反之后，而不将责任推给赵王张敖的正当性，贯高对此，以其整个家族的性命担保作为代价来解释，即他不会为了推卸免去家族祸患作为代价，而诬陷赵王，所以他说的都是实话，也就说贯高即不会为了救赵王而牺牲整个家族，但他也绝不会为了活命，而陷害领导，这个理由很合理，毕竟成本代价高昂，也印证了其言行得一致性，但也正因此，更突显贯高的忠义形象。
3、刺杀理由、由情入理
贯高以成本收益比较法，只是暂时应付了其没有替赵王担责的可能性，但既然谋反刺杀刘邦之事策划主谋在贯高，那么其必须要给予充分的刺杀理由，否则贯高将责任揽归自己的理由就解释不通，也会由此推翻之前的供述，因此，必须说出合情合理的刺杀刘邦的理由，即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谋反的政治阴谋，就应该有其他解释。贯高通过刘邦所派之人泄公，将其刺杀理由解释为，因刘邦过境赵国时对赵王太过无礼，赵王大小也是个组织领导，刘邦如此不将赵王当回事，侮辱赵王。
而贯高作为赵王家族的忠实粉丝，对赵王遭受屈辱表示极度不满，为要讨回公道，即贯高是为给了赵王报仇，私人恩怨，刘邦侮辱赵王，就是得罪了贯高等人，属于道义范畴，刑事问题，而不是谋反、不是政治问题，有此理由，就比较充分合理。刘邦之所以释放贯高等人，所看重并不是其解释的理由，这不过是个台阶，刘邦得目的有二：一是通过释放贯高这种欲谋害其身的忠义之士，实质是用更大的道义框架来引导别人对他的忠诚；二是由此便分化了贯高等人与赵王的关系，先打压而后施恩，这些人便无法再如从前一心与赵王合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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