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解放战争看成是一盘大棋局，那辽沈、平津、淮海这三大战役，便是最后的收官“大决战”。
这场大博弈的中盘，被称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攻城略地。共产党部队于1947年10月至1948年9月之间，在三个关键处“落子”，分别是：石家庄、洛阳和济南。这就是本文要讲的，三大战役前的“三大战役”。解放战争在1946年6月26日爆发，第一个阶段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属于战略防御期，这是一个国共双方都有理由说自己“取得了胜利”的阶段。
国民党方面攻占了大部分城市，在1947年3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之时，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和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都已失守，共产党掌握的大城市只剩下了松花江以北的哈尔滨。
共产党方面的思路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所以重点不是抢夺城市，而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1947年底召开的米脂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统计数据是：敌248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了145个旅。截止到1947年10月，我军达到220万以上，而敌人作战部队下降到256万。国民党的这点人数优势，在全局上来讲其实已处劣势，因为国民党军大量的兵力被用于驻防大城市和铁路线，机动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解放战争第二阶段的“看点”，就是共产党部队在反攻中对大城市的收复。今天之所以讲这三场城市攻坚战，一是因为战略意义重大，它们是后来大决战的基础；二是因为战斗过程都很精彩，当然，精彩的另一面是战争的残酷性，但它们也因此而更应该被我们铭记。本文将通过四个方面来逐一介绍这三场战役：为什么打？（背景和战略意图）；难点是什么？（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如何打下来的？（战役看点）；战后带来了哪些变化？（战略意义）。西面，胡宗南的20万大军被始终不过黄河的毛泽东以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所牵制；南面，刘伯承和邓小平、陈毅和粟裕、陈赓和谢富治三路大军已立足中原；东北面，林彪正在发起秋季攻势，蒋介石抽调了华北的兵力去支援东北。在1947年7月21日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给各战区的歼敌成绩排了个队，排在第一的是陈毅、粟裕的华东军区，而晋察冀军区排在最后，比缺兵少粮的彭德怀陕甘宁军区还少。而晋察冀野战军，可不是什么弱旅，这支部队的班底是当年红军战力最强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是当年红一军团的政委，晋察冀军区是他在抗战时期一手创建的，我军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当年的红一军团红一团团长；第一政委罗瑞卿，当年的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第二政委杨成武，当年的红一军团红四团政委；参谋长耿飚，当年的红四团团长。这些名字的战斗履历里，是我们熟悉的强渡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等长征中的著名战役。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忍受“排名垫底”？所以在小河会议后，晋察冀野战军出动了，作战目标就是围城打援，力争尽量多地歼灭敌人。1947年9月，部队攻击保定以北地区，没想到竟调出了石家庄守军：国民党第三军（只留了一个师驻守石家庄）。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果断围击，在清风店全歼敌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这一仗打得极漂亮，一扫众人心中的阴霾。按聂荣臻的说法：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到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打完清风店后，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不仅因为石家庄现在城防空虚，还因为晋察冀野战军已把石家庄打成了“孤岛”。而更重要的是：打下石家庄，就可以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接起来，也就是连通了华北和中原。石家庄当时的名字是“石门”，这是一座因为铁路线，于1900年才兴起的新城市，所以没有城墙，但并不意味着容易被攻破。第一道封锁沟被称为外市沟，深三米，宽两米，周长约30公里，是当年日军修建的。第二道是内市沟，深五米，宽五米，周长18公里。这里还有一条周长25公里的铁路，上面有昼夜巡逻的铁甲车。另外，国民党守军也不止一个第三军32师，加上地方部队，防守兵力仍有2万5千人。石家庄既是地理要冲，又是三条铁路线的交汇处，所以国民党军很有可能大力增援，对攻城部队造成压力。所以毛泽东对攻打石家庄持谨慎态度，他在10月23日复电聂荣臻：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聂荣臻已下定了攻占石家庄的决心。要克服上述两个难点，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敌人援兵未到时迅速拿下石家庄。
而速战速决的前提，是充分而细致的战前准备。毕竟，共产党现在还缺乏大型城市攻坚战的取胜经验。战前准备的细致程度，是至上而下的。上至我军总司令朱德，于10月31日亲赴晋察冀野战军，帮助部队制订攻城计划；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投入到了作战研究当中，比如，为了对付敌人的铁甲车，炮兵和侦察兵配合，早早地计算好了开炮的提前量。11月6日凌晨，外围战打响。8日，外围据点基本被肃清。9日，全线突破第一道封锁沟。然后，战场突然安静了，攻城部队在内市沟防线外约两公里处停了下来。后面的场景，在许多影视剧中都出现过：数十万官兵和当地支前农民，开始了一场人类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土工作业。一夜之间，国民党防线外的千米范围内，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沟诞生了。首先突破敌人防线的是三纵8旅23团，他们的壕沟是斜着向下挖的，直接挖到了内市沟的下面，然后用一口装满炸药的大棺材炸出了防线的缺口。攻城部队陆续突破内市沟，接近了第三道防线，也就是市内的核心防御阵地。午夜时分，十旅政委傅崇碧带领两个侦察连占领了一座水塔。傅崇碧命令一个连驻守，另一个连继续向前摸索。（注：傅崇碧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抗美援朝时指挥过著名的铁原战役。）没多久，这个连回来了，带来一个把傅崇碧“吓了一跳”的战果：他们摸到了守军指挥部，把32师师长刘英给抓了回来…首先，国民党军队山西与中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其次，这是共产党部队攻下的第一座大城市，对全军上下的心态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最后，国民党军并未全力增援石家庄，战略全局层面上的调兵能力已初显疲态。对于中共将领来说，看到这一点，必然会有“心里一亮”的感觉。毛泽东在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始终不愿意离开陕北，而现在，他渡过了黄河，带领中共中央在一个离石家庄很近的地方驻扎下来，这个地方就是西柏坡。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就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即当时朱培德的滇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独一无二的，20年没有换番号的部队。我军建军的第一枪，在第三军驻守的南昌城打响，而解放战争的第一座大城市，又是从第三军手中拿下。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开始，是1947年7月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但面对国民党华中白崇禧部30万人的围剿，刘邓大军的处境一直很艰苦，又因为缺乏后方支援，所以部队减员超过了一半。1948年2月，中央军委第一次要求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区转移出来。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中原问题，就必须依靠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协力，打大的歼灭战。就在刘邓大军向河南方向撤离的时候，中原的战机出现了。当时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和徐向前的晋冀鲁豫部队，正在分别攻击宜川、洛川和山西临汾。国民党西北军司令胡宗南为确保西安大本营，将洛阳至潼关一线的主力部队回撤至西安外围。3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陈粟部的陈士榘、唐亮，以及陈赓、谢富治部，提出了在两周内外攻取洛阳的建议。同时，命令刘邓大军11纵，牵制郑州守军孙元良部。打石家庄的时候国民党没有派援兵，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洛阳身上。其次，郑州守军孙元良的一个军离洛阳只有100多公里。最后，国民党在中原战场有一支机动部队：胡琏兵团，最快可以用5天时间驰援洛阳。洛阳守军青年军206师，是蒋经国在抗战时期，根据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动员知识青年组建的几个师之一。师长叫邱行湘，黄埔五期，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邱行湘的策略是：放弃外围据点，坚守城内的核心阵地。一是因为青年军的学生兵吃不起苦，不适合野外作战，但学生兵的政治性强，不会轻易投降，适合坚守。二是有成功案例。上一年的6月，林彪在夏季攻势中攻打四平，守军陈明仁将兵力集中部署在市区的重点部位，构筑了“陈明仁堡垒”。东北民主联军用了8天时间，攻占了四平一半的城区，但又过了8天，还是没能攻下全城，而国民党的援军却到了，林彪不得不撤出了四平。鉴于上述情况，陈赓和陈士榘决定投入优势兵力，于3月10日开始攻城，力求12日中午前解决全部战斗。10日，洛阳外围防线很快被突破。蒋介石心急如焚，严令孙元良和胡琏昼夜兼程驰援洛阳。11日，攻城战开始，洛阳的四个城门同时受到了炮火攻击。黄昏时分，突降大雨，这不仅影响了守军的射击视线，也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援兵的行军速度。华东野战军三纵8师23团1营首先攻破了东门。营长张明后背中弹，依然指挥部队果断突破，占领了东门城楼。这支部队后来被命名为“洛阳营”。此时的邱行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只命令了炮火封锁东门，却没有派部队去封堵突破口。就这样，“洛阳营”坚守到了大部队的到来，洛阳城被彻底突破。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学生兵，开始怯战逃跑，纷纷躲进了城中老百姓的家里。12日黄昏，邱行湘带领5000残部退守到了核心阵地，这是“四平街奇迹”的最后希望。核心阵地的火力密集程度，还是出乎了攻击部队的意料，直到13日晚，共产党军依然没能彻底解决战斗。14日，是攻城的最后机会，前面讲过，胡琏兵团最快可以用5天赶到洛阳。下午，最后一击开始了，十分的“简单直接”：拿大炮轰。陈赓和陈士榘集中了两支部队的所有火炮，包括刚刚在外围战场缴获的，在敌方不足两百平方米的核心阵地上，倾泻了万余枚炮弹。邱行湘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一个小时后，守军被全歼。胡琏的援兵其实没那么快，他的两个整编师抵达洛阳时已是17号，而共产党部队已撤离了这座防御体系尽毁的空城。4月4日，陈赓决定再打洛阳，第二天就顺利攻克。共产党部队永久性地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这座战略重镇。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共中央在战后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和组建中原野战军。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邓子恢。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中原野战军下辖两个兵团：刘邓大军为第四兵团，陈谢集团为第三兵团。陈毅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即后来的二野和三野。解读一下这个架构：其一，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合并了。其二，陈毅身兼两职，这又促成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统一指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大决战》里看到，陈毅一会和刘邓在一起，一会和粟裕在一起。
总之，拿下洛阳后，原先在中原的三路大军被统一在了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的指挥之下，这就是未来淮海战役的班底。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洛阳切断了国民党军中原和西北两个战场间的联系。石家庄切断了山西和中原，洛阳切断了西北和中原，所以在后来的淮海战役战场上，我们看不到阎锡山和胡宗南的部队。讲完前面两场战役，打济南的意义就已经很清楚了：彻底切断国民党军中原与北方的联系。于是，国共双方在中原决战的态势就此形成。难点就是打济南只能硬拼。因为国民党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军事重镇。蒋介石曾说：“济南稳则徐州稳，徐州稳则中原稳。”可见其重视程度。
打石家庄和洛阳的时候，城内守军都只有两三万人，而济南的王耀武麾下，有10万兵马。同时，可以从南面驰援的有邱清泉、李弥和黄百韬的三个机动兵团约17万人。济南城外，华东野战军可以调动的部队有十三个纵队约32万人。守易攻难，32万打27万，共产党部队的优势并不大。所以，连“战神”粟裕都对打济南持一种谨慎态度，他最初提出来的方案，是用两个纵队围城，十一个纵队打援。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的方案是“攻城阻援”，而不是“围城打援”，重点在攻城。最终，济南战役的方案被确定为：14万部队攻打济南，18万阻援。毛主席的这个作战方案，基于他的一个预判：国民党军已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协同作战。这个预判最终惊人地应验了。不论国民党方面在态度上多么地重视济南，现实的情况却是：济南被攻破的时候，邱清泉兵团刚到200多公里外的成武县，而黄百韬、李弥两个兵团仍在集结之中。华东野战军14万攻城部队被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别由聂凤智和宋时轮二人指挥。插一句，这两位将军后来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宋时轮是东线第9兵团的司令员，电影《长津湖》里出现过；聂凤智是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在战争中后期率领空军参战，打出过3.1:1的战损比。攻城总指挥，是毛泽东指定的，以打法凶猛著称的许世友。济南战役在9月16日午夜打响，粟裕最初的预计是15至20天攻克济南。而国民党方面负责调动三个兵团增援的杜聿明，也是要求王耀武坚守15天。但最终，攻城部队只用了8天，于9月24日解放了济南。打得快，并不意味着好打。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外围战就打了4天。尽管西线的国民党吴化文部阵前倒戈，但直到20号，济南外围的防御据点才被全部扫清。许世友没有让部队休息，战士们刚刚包扎好伤口，补充完弹药，随即开始了济南外城墙的攻坚战。好不容易用血肉之躯突破了外城墙，眼前又是更加坚固的内城墙。所以济南战役的“标签”就是：极限作战，一场七天七夜不停歇的持续进攻。套用一句俗话：这打的就是意志品质。这更是一场血战，解放军付出了伤亡2.6万的代价。外城战的时候，三纵8师师长王吉文肺部中弹仍不下火线，直到血流殆尽。最后的内城战，十三纵37师师长高锐负伤，政委徐海珊牺牲。客观来讲，王耀武指挥的济南防御战，在军事上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输就输在意志品质。战役开始之前，王耀武干了两件事。一是把一家老小送到了南京，此事弄得济南守军人尽皆知。二是向蒋介石提出应该放弃济南，将部队向南转移，与徐州战区的部队连接起来。事后来看，这个方案是明智的，但在当时，还是会影响到防守意志。济南战役的另一个特点，是“人民战争”。战役期间，山东老百姓的支前民工超过了50万人，比交战双方的兵力总和都多。当然，人民战争也同样是石家庄和洛阳战役的特征，比如攻打石家庄时的大规模土工作业，依靠的就是老百姓的力量。只不过，济南战役的这个特征更加明显，因为，出逃的王耀武是被民兵抓住的…这个不用多啰嗦了。济南战役9月24日结束，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10月9日打响了辽沈战役的锦州外围战。大决战从“序幕”进入到了“第一幕”。
打石家庄的时候，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清风店被俘后，第一个要求就是见聂荣臻。因为罗历戎是黄埔二期，曾是时任政治教官的聂荣臻的学生。打洛阳的时候，守军司令邱行湘被俘。黄埔一期的陈赓问他：“你是邱行湘吧，黄埔五期的？我是陈赓。”邱行湘说：“久仰，久仰。”打济南的时候，王耀生出逃。守军指挥部里的参谋长罗幸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赶快走吧，我在这里没关系，我和陈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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