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事件爆发，中央急令项英北移，但项英仍在犹豫

1940年7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出其不意，北渡长江，进入黄桥，驻守黄桥的国军何克谦部不战而走。

9月，韩德勤集结数路大军进攻营溪，结果被击败；当月中旬，作为报复，新四军攻陷姜堰；月底，韩德勤再次集结26个团三万余人分三路进攻黄桥。

当时，新四军防守兵力仅有7000人，其中还有约2000名非战斗人员，武器装备很差，全军仅有一门迫击炮。

粟裕大胆地采取了先击强敌、各个击破的策略，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10月4日下午三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以逸待劳，仅三小时全歼翁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此时，国军第33师猛攻黄桥，几乎突入城内。但原定中路进攻的89军李守维部得知翁达正被围歼，惊恐之下，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向黄桥进发，反而命令所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致使33师的进攻功亏一篑。

10月5日，已歼灭翁旅腾出手来的新四军各部包围33师和89军，当天歼灭33师，次日歼灭89军，李守维在逃跑途中落河溺毙而亡。

至此，战局大势已定，为免更大损失，国军残余各部当即撤离战场。

此役，国军89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身亡，33师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等师、旅、团军官三十余人被俘。

在此期间，7月16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为察、冀两省地区，鲁北及晋北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也就是军令部四月份提出的投畀有北的策略，把新四军、八路军全部赶往黄河以北，集中消灭。

9月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急电延安：确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当日即将此情报转发新四军，并指出：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至此，因孤悬于国军第三战区优势兵力和被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之间，军部及皖南主力向江北转移的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而中央关于有条件地放弃皖南、转移主力经营江北的战略架构也就逐渐确立起来。

9月19日，中央电示项英，明确要求“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并于10月8日，向皖南新四军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即：

1. 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指军部所辖的新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

2. 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

3. 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次日，刘少奇也致电叶、项，要军部从速北移，并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直接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以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等理由，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往黄河以北。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份皓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东条英机公开表示：华北是日本人的地盘，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是破坏日本利益。因此，也开始筹划于次年1月下旬发动的豫南会战。

当月21日、25日中央又连续两次来电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

11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并以朱、彭、叶、项名义回复以佳电，在电文中，披露了国民党残害抗敌武装的罪行，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造谣诬蔑，揭穿了他们为与日寇议和扫清道路而策动的反共高潮，以现实理由说明了无法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悉数调往黄河以北的理由。但同时也表示，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江南新四军调往江北。

至此，皖南新四军北移，成为国共双方达成一致的军令。并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形势来看，他都非走不可，并且是越快越好。

军事上，皖南新四军军部只有直辖的三个支队和教导总队，并且还有数千名非战斗人员。关键是，军部驻扎地的北面是被日军封锁的长江，东面、西面和南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优势兵力。一旦第三战区突起发难，或者国民党与日寇勾结，这几千人随时有被袭击乃至剿灭的可能。

政治上，国民党发出军令、政令，共产党讨价还价可以，但不能完全不理，否则就不能争取舆论的支持。同时，此时已经明确了经营华北的战略决策，军部北移，是这个战略决策中最核心的部分。

或许在项英看来，在国共双方激烈对弈的这个大棋盘上，为换取斗争的主动权，是以他项英为牺牲品的。

但事实上，他如果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国共双方围绕着新四军的各种政治、军事的斗争和决策，他就会发现，中央对国际局势的解读和预判，是多么高瞻远瞩；对付蒋介石的手法，是多么奥妙与高超；也会发现，继续滞留皖南，是多么短视和危险。

但建立江南根据地，甚至恢复当年的苏区，是他从新四军组建开始，就始终梦寐以求的战略构想。对他而言，那怕在江南打游击，也比到江北强。

但他忘了，在江南打游击，是在国民党军队的背后；而在江北，则是在日寇的最前沿。抛开国民党是否允许不谈，共产党的军队躲在国军背后打游击，民众怎么想？舆论怎么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称项英不遵命北移，是为了实现他的三山计划，也就是南进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一带，并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在云岭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三山计划可行性的秘密办公室。

基于此，有些人还进一步推断出项英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第二延安”的野心。

但如果研究项英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皖南事变上的确犯了许多错误，但他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干部。他的战略构想虽然与中央不一样，也的确在抵制中央的决策，但这仅仅是思想上的分歧，以及个人战略眼光的缺陷，而不是个人野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