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刘慈欣《三体》
引言
为什么中国文化更加重视集体主义？为什么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持续千年之久？为什么中国古代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的王朝更替？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一直对以上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问题”很感兴趣，为此也阅读过很多专家学者的文章书籍，试图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一直收获不大：大多数理论都具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缺乏一套系统的、底层的思维框架。
最近读了《帝制与盛世》一书，作者是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他跳出了儒家传统道德的评价体系，以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中国历史，重新审视了古代的经济、军事、民生状况。正是这套研究框架，让我对开头的三个“大问题”有了全新的思考和认识。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的“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通过李晓鹏博士的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国家制度的选择、还有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其实都源于中华文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如何才能让整个文明的内政、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转）。这，就是解答开头那3个历史“大问题”最好的底层框架。
下面，我们就从生存这一底层框架出发，来谈谈本文的三大主题：内忧、外患与马太效应，以及这三个要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内忧，让中国文化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外患，让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必需品；而马太效应，则是王朝兴衰更替的深层原因。
内忧-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如果你想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了解农业革命。对人类社会来说，底层的生存需求是获取充足的食物。最初的狩猎采集社会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来生存繁衍，直到农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困境。一个农耕化的社会不但可以稳定地生产食物，而且还有多余的食物来供养“富余人员”，他们可以从事行政管理、军事、科技、文化等工作。这样的人类社会不但可以更好地生存与繁衍，而且在组织能力、科学技术、军事实力上更具优势。所以，农业革命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想要进入农耕时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农业耕作需要充足的水源。虽然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有着各自的契机，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具备“大河”这一先天性的自然条件：埃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的两河、印度的印度河、和中国的黄河。
相对而言，中华文明更为幸运。因为我们的河流资源更加丰富，具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初的中华文明，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开始发源，后来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进入到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又扩散到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些充足的河流资源为中国供养了几亿的人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第一功臣。
然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江大河除了为农业文明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也带来了自然灾害。特别是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脾气异常暴躁。由于黄河上游穿过黄土高原，因此携带大量的泥沙造成河道堆积，这让它很容易改道，并造成大型水灾。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与历史记载：古代中国就有著名的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为了解决黄河的水患；商朝时曾至少有6次迁都是因为黄河泛滥；从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规模改道26次，几乎每隔100年改道一次，每一次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这，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内忧：水患。因此，如果古代的中国人只关心埋头种地，不懂得应对这些水患，那中华文明也难以延续至今。幸运的是，这样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华文明的发展，反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协作-也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
古代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多次水灾之后，很快就总结出经验：因为治水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难度极高的工程，要想抗击水患，大家必须放下自私自利的思想，通过跨越地域和部族的大规模组织与协作才能应对。
根据历史记载，在大禹治水中，下游的部族积极性不高，因为治水的工程主要在上游发生，但下游部族的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下游迟早也会遭殃。大禹为了树立权威、提高全体部族的纪律性，曾将一位迟到的部落首领杀掉，这才为后期的治水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治水工程上衍生出的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从此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标配，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源于生存的需要。
但是，除了内忧，农耕时代的中华文明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大麻烦：外患。
外患-军国大事，不可不察
前文我们提到，农业革命带来了充足的食物供应，解决了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接下来，中华文明就进入到了繁衍、扩张期，从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开始逐渐扩散，在秦汉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基本形成。换句话说，以农耕社会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已经扩张到了边界，而边界之外是属于其他文明的势力范围，文明之间虽然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互惠互助，但冲突与战争也经常发生。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来自南方、东方、西方的外敌入侵虽然也时有发生，但威胁较小，问题并不大。最大的麻烦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外患”问题。
在古代欧洲，讲究的是“君权神授”-以宗教来定义君主的权力。古代中国虽然也有“天子”这样的称谓来表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的授予，但实际上，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军权，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而且战争的重要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在朝堂之上商讨的重要国事一般也被称为“军国大事”。
那么，为什么说古代中国的“君权来自于军权”？这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过于强大，必须依靠高效率的动员组织能力才能与之抗衡，动员社会、组织战争、抵抗外敌，是君主的第一责任。可能现在的我们觉得“君主专制”是一种过时的、老旧的制度，但在古代中国，它却是一项效率极高、组织能力极强的制度。
首先，中国的幅员辽阔，对于军国大事的决策需要高效率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古代信息传递的速度较为落后，在唐朝，快马的速度极限是每天跑500里（约250公里）左右。安禄山叛乱是从范阳（在现在的北京附近）起兵，当时的官道从范阳到长安的距离是3000里，那么信息传输来回一趟至少需要12天，而且这已经是快马传输的极限速度。如果军国大事都需要各地来回协商，而不是君主专制来做决策，北方的外患可能早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其次，君主专制可以保障集体主义社会的凝聚力。在“内忧”的章节中提到过大禹治水时惩罚过不积极配合的部落首领，这在战争动员上也是类似的逻辑。古代中国最强大的敌人来自北方，因此南方，特别是富庶的江南百姓可能对外患的威胁感受不深，不愿意缴纳钱粮、不愿意去北方战斗。但对抗北方的外患往往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与物力，非举国之力不可为。例如，汉朝抗击匈奴，前后需要动员的兵源在200万以上，还要为他们提供粮草辎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君主专制才能保障全社会的凝聚力，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起这种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力量，保护华夏文明免收外患的威胁。
而且，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并不是固守不变的，千百年来一直都在持续演化，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管理系统，不断提升组织和决策的效率。第一，这套系统在持续提升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通常，大家会误解并将中国古代称为类似欧洲的封建社会。其实，中国的分封制主要是在秦朝之前，秦统一六国后，取消了封国，并建立了郡县制，已经走上了和封建制度不同的道路。汉朝初期虽然恢复了分封制，但在“七国之乱”后也逐渐取消了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分封制名存实亡，此后中国采取的都是以郡县制为主的中央-地方管理制度。这样，原本权力巨大的分封势力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郡县的官员也都由中央委派，君主在中央的决策就可以高效率地贯彻和落实到地方。
第二，这套系统在中央的层面上也在不断改进，加强中央集权的力度。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央就以皇帝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官僚集团则是分为军权、行政权与监察权的“三权分立”。为了加强皇权，战国时秦国就采用了虎符的制度：将领必须得到皇帝手中的另一半虎符才能指挥军队，战争结束后虎符都要收回，这才能确保皇帝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而丞相等文官集团主要行驶行政权，御史大夫等行驶监督权作为制衡。后来到了明朝，更是演化出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监察机构，进一步帮助皇帝监督文官和武将集团。这都是在加强和稳固皇帝最为最高决策者的权力。
虽然每个朝代的做法和制度有所不同，但这套管理系统整体的框架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的效率，尽最大的能力来动员组织社会的人力物力，这样才能对抗来自北方的强大外患。然而，即使这套君主专制制度非常的有效，历史上的各个王朝还是逃不过兴衰更替的怪圈，这又是为什么呢？
马太效应-强者恒强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古代中国大约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次王朝更替。如果我们以汉、唐、宋、明、清这几个寿命较长的朝代来分析，它们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开国初期呈现出百废待兴、生机勃勃的一派朝气景象，例如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慢慢地帝国会进入中年期，社会矛盾开始加剧，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前文提到的水灾、外敌入侵等等，但总体上来说还能应付，直到某一阶段，帝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老百姓的生活，甚至是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难民、流民等问题越发严峻，最终以爆发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的方式完成改朝换代，正式进入下一个兴衰的周期。
对于这样的兴衰更替，很多史书喜欢拿“气数已尽”这样的形容词来表达一个王朝的寿命将至。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朝代的兴衰更替还有着另一套内在的逻辑，那就是“马太效应”的自然规律。
要谈马太效应，我们还是先要回到开头提到的底层框架：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农业革命带领中华文明进入到了农耕时代，定居式的农业生活逐渐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扩散到中下游，后来又扩散到长江、珠江等流域，在秦汉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基本形成，边界逐渐形成。要知道，边界的形成意义重大，因为这但意味着与外部文明的接触与冲突，还意味着农业文明对“增量”探索的结束。
少了增量，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变成了存量的争夺，此时马太效应作为强者恒强的自然规律就开始发挥它的巨大影响力。每一次的改朝换代相当于一次格式化，开国初期一般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与动荡，原有的社会关系和资源体系被打破，人口也大量减少，剩下的人享受着充足的发展空间，社会自然会一篇欣欣向荣，盛世正是来源于此。
但人与人的能力、背景、资源永远不一样，很快就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有一部分人顺利占有了竞争优势并不断做大做强。可能盛世还没结束，这些人就已经依靠土地兼并、金融放贷、做官经商等形式获取了大量的土地、资金与权力，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就此形成，社会资源逐渐向这些强者聚集。同时，盛世的太平生活和资源充沛带来了美好的预期，这使得出生人口不断增加。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社会资源向上聚集导致大众可分配的蛋糕变小了，但人口的总体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
遇到这样的社会矛盾，历史上也多次出现了著名的改革方案，比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如果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但这些推动者会成为流芳千古的名臣，当朝的皇帝也会被冠以“中兴之主”的雅号。
遗憾的是，这样的改革最终都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所抵制，真正改革成功并能维持下去的寥寥无几。后续社会的发展还是逃不过马太效应的自然规律，直到社会压力和资源匮乏达到一个极值，必须以农民起义、外族入侵这样的彻底的格式化方式完成一次清零才能解决问题。
结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卡尔 马克思
如果我们只通过史书的记载去看待历史，难免会被史官的儒家文化理论和主观偏好所影响。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客观的思考框架，你会发现，很多历史上的制度改革、社会矛盾、文化变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或者说，如何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基础，让整个文明的内政、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转。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3个大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更加重视集体主义？为什么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持续千年之久？为什么中国古代每过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的王朝更替？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些都是源于生存的需要。首先，基于生存的需要，古代的中国社会凭借天赐的河流禀赋，积极利用农业革命发展文明，但母亲河却有着“暴躁”的脾气，为了治理水患的“内忧”，集体主义的文化应运而生。其次，农业社会逐渐扩张到了边界，不得不面对北方强大的外患，唯有高效率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才能凝聚足够的人力物力，对抗外敌。最后是马太效应下强者恒强的自然规律，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王朝总是无法逃脱兴衰更替的宿命。
关键是，有了这样一套底层框架，再去重新看待历史，我们的思路会清晰很多，比如科举制推出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古代中国一直重农抑商？军机处又是怎么成立的？……如果您也对这些历史问题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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