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由“道”而“德”，历史必然走向“事功”，文化即为手段。

仔细看人文历史，整个的走向大抵如此：

由道衍化为德，德衍化为仁、义、礼、乐，而后再由仁、义、礼、乐衍化为权术。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人类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演变过程。只是，其中的“道”，愈往后，愈陷溺深沉，直至无迹可寻。

从这一点来讲，越文化，似乎越悲哀。悲哀的底层逻辑是，文化越繁盛，控制人心的可能性就越大。还有一种是，对某一种文化的解读就越五花八门，比如老子就为“权术”、“阴谋”背负了几千年的黑锅了。

这两点，只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文化是可以被利用，被假借，被误读，以致面目全非的。

所谓由“道”而“德”，是从天道到人道的过程，“道”是天地规律，而德是“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所欲”，因此，有“道”的“德”（得），实质是分配利益的规律。

只是，分配乃人为，人为必有私心，必有偏爱，就一定会有偏差。偏差越大，这种分配就越短命。

历史，不过如此。

因此，所谓“事功”，就是为获得分配权，以及为所允诺的分配法则，而配套出现的“手段”。

这个时候，文化，或者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治世理念，或者改世的情感导向，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才有了商汤、周武的征诛，即“兴仁义之师，替天行道”，改变世间分配法则。亦如商鞅的“徙木立信”，便是此道。

此之谓，由“道”而“德”，必然“事功”，必然文化。

02

有“事功”，必有“权术”，文化必然洗牌。

一部帝王史，实为一部权术史。

历史一旦进入乱世，权术便异常繁茂。而权术却多由文化叙事中来。老庄之道，成为帝王将相的枕下之书，便是其中论述，多有可诡谲之处。

而兵家与法家，则本质上便是权术之书，一部《孙子兵法》，勘破人心。一部《商君书》，余音两千年。

春秋战国，实乃文化思想大繁盛之期，亦是不断大洗牌之期。

谁用谁，背后的逻辑，仍然是那个谁能否让那个谁取得“德”的权限。如果那个谁取得了这个权限，那么，文化的洗牌就结束了，明面上或者桌面下，就惟“那个谁”为主流了。

我们说秦以后，帝王家基本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因为黄老之术被“盗用”之后，便成为了“权术谋略”，这是争夺利益的利器，而外用之儒术，这是用来要求世人的，并通过典型，通过各种教化，而成为驱使人心的东西。前者，是以“阴谋”诛心，后者是以“阳谋”诛心。

宋真宗曾以天降天书《大中祥符》以愚民，实质是“盗用”老子“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也是狡诈老子的例证之一。

同样的孔子的儒术，两千余年，也是多有被盗，目的不一而足，直至清末，有了孔乙己的形象。

庄子《胠箧篇》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对人类历史的诛心之论，实在是太透彻了。

说起来，都是苍凉。

唯有苍凉，才能略见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宏阔无情，才能有一点点的，如老子所说的“冲虚”之境，才能深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世间实相。

权术，着相太深，因此，最终仍是下乘之道。它所构筑的世相，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关于认知的收割。

你看，教育的普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以前穷人是读不了书的，不只是读书太贵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能读什么书的问题。

-作者-

一言万年，在文艺与俗务之间平衡，努力不习得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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