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在湖南安化一个农民家里，出生了一个孩子，叫陶必铨，历史上记载他“性格奇伟，慷慨任侠，刻苦自励。家贫而不废学，喜藏书。”
虽然很刻苦，但是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一直无法中榜，继而放弃，以教书收徒为生。在他24岁也就是1779年，他生了一子，取名陶澍。
陶必铨虽小有诗文，科举不怎么样，但是他儿子陶澍却是了得。从其出生到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这16年时间一直在其父身边读书，之后便一路中榜，终于在嘉庆七年既1802年高中进士，他是安化第一个进士。
在25年之后的道光十年即1830年他坐上了两江总督的高位，六年后的1836年，发现了还在微末的左宗棠，随后两家结为姻亲。
两年之后，另外一个湖南人曾国藩在道光十三年的戊戌科会试中高中，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仅仅八年时间就升至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在京十年，七次升迁，连跃十级，达到从二品高位。
之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曾左二人，对中国近代历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带起来一批人，也让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处于先锋的作用。
探索湖南的崛起，说是湘军席卷了江南的财富，特别是江西的财富，这有点偏颇。
湘军那都是后来的事情，湖南的崛起，绕不开一个话题：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怎么来的。
在清朝初年，湖南人要参加科举考试，需要跑到武昌去，当时的洞庭湖还是中国内湖最大的淡水湖，不是现在这么小的一点地方。湖南的学子去武昌，诸多不便，很多葬身在洞庭湖的湖底。
一直到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两湖分闱，湖南人考试就不用去武昌了。
从顺治开始到分闱的雍正二年，一共有30次科举考试，进士总数为7298人，湖南人有多少呢？
68人！仅仅占比0.93%。
湖南人占全国人口比例大概可以理解成5%左右，但是进士人数居然连1%都没有，可想而知湖南在清初的中国政治话语权有多么轻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
元朝设立湖广行省，管辖现在的湖南湖北广西大面积的区域。什么叫“省”？
我们现在说“省”是地方行政区划，但是在明朝以前，其实是一个决策机构，比如说唐朝的中书省，尚书省，包括现在的日本还这么称呼，大藏省，通产省。省在明朝以前的作用就是决策机构。
元朝统治者觉得国家面积太大了，管不过来，干脆把权力下放，比如说以前广西发生了什么事，要起码汇报到长安，到了元朝，直接在湖北设立一个行省办事机构，有大权的官员驻防，广西的事情回报到武昌就行了，不用多跑一千多公里到大都。
在雍正二年以前，两湖还没分家，多数时间治所在武昌，因此，湖南的很多资源都集中到了湖北。
这种行政规划就决定了湖南人始终无法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历朝历代的宰辅，不是出自世家大族，就是出自各地豪强。
清初的五个湖广总督，除了张长庚籍贯不详，其余全都出自辽宁，而且全都是官宦之后。
因此，清朝初年的政治势力多为北方大户。哪怕是到了雍正年间，军机处大臣也都是官宦后代，普通人是很难企及的。
雍正二年的两户分闱让湖南学子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从雍正二年到咸丰二年（1852年），这128年时间，湖南进士人数达到388人。这个和全国水平就相当了。
其中嘉庆十年的乙丑科状元是湖南衡山的彭浚，探花是湖南道州的何凌。三甲有其二，可见湖南人在科举中的崛起速度有多快。
安化的第一个进士陶澍只比他们早出来三年，陶澍对他们是否有影响呢？大体上应该没有，因为当时的陶澍还只是一个翰林院编修。
湖南人在科举中的崛起应该还是归根于历史上的浓厚的读书氛围。还记得岳麓书院那副对联吗？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从北宋开始就是四大书院，读书能差吗？
北宋四大书院有两种说法，我就采用六大书院说，分别是：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
这六大书院有两个都是位于湖南，分别是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可见在北宋时期，湖南读书文化就已经很昌盛。
这种昌盛随着历史变迁的原因多有兴衰，但是从雍正二年开始两湖分闱，又让湖南的读书之势开始复苏，科举制度下，读书中榜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崛起。
不光是陶澍，左宗棠的另外一个大恩人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也是在嘉庆二十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胡林翼本人是在道光十六年的丙申恩科中高中进士。
如果没有陶澍，胡达源，就没有左宗棠。如果没有教书为生的曾麟书，那曾国藩也只是湘潭的一个小人物。
如果没有这几个人，那湖南后面的那些历史人物都不会有。
归根到底，湖南近代的崛起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雍正二年的两湖分家，湖南科举的独立让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湖南读书人很厉害，可是江浙，直隶和湖北这些读书也很厉害，为什么是湖南人独领风骚，不是其他地方的人？
这里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湖南的底子干净。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清朝结束，各国列强在华势力逐渐扩大，扶持大量的本地代理人。
在沿海和内陆的湖北，开设通商口岸，开设租借，寻找大量买办，培养本地卖国势力，但是在湖南很少。下图是开设通关口岸的示意图，英军开了沿海，中日《马关条约》又开了内陆。
现在黄浦江旁的历史建筑和武汉关的历史建筑都是这些屈辱历史的记录。
大量的买办让沿海地区的人毁誉参半，金庸的祖父是和柳大善人斗争，这个柳大善人当时的职位是布政司理问，这个官职就相当于现在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也就是说当时的查县长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江苏的副厅长，可见在沿海地区买办势力多强。
曾经有个广东人和我说广东很多革命先辈，我反说一句汪精卫也是广东出生的，不过他祖籍是浙江。
湖南人在清末政治崛起中的势力很大，同时底子非常干净，还没有完全被各国列强的势力所控制。他们眼见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蚕食，又容易激发内心的家国情怀。
其实这一点从中共一大代表的籍贯也能看出来，13人中4个湖南人，5个湖北人，1个江西，1个贵州，1个山东以及1个广东南海人，这个广东南海人就是后来的大汉奸陈公博。
除了陈公博，其他12人没有一个是来自发达地区。
人有见识，是不足以变成伟人的，贫穷也不能激发人坚强有信仰。
可是，一旦贫穷让人意志坚定，同时见识开拓又让人有了思想，那出伟人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其实不能说湖南出的名人比较多，而是湖南的大部分名人价值观都较为一致，为国家复兴奋斗的人多，扯后腿的较少。
从这个角度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湖南人没有以前那么独领风骚了。因为建国以后，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买办势力没有了靠山自然也就消失，在国内的建设上，差别就不会那么明显，人才结构开始呈现正态分布了。
其实现在湖南人也非常厉害，只是近代湖南人实在太厉害，才把现代湖南人映衬的光芒不够而已。
往后，随着中国的复兴，内部团结，国家力量一致对外，估计很难再出现某个省引领国家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中国的人才都会按照地区人口结构和教育程度呈现一个正态分布。
不要把湖南人的厉害归咎到湖南人的精神上，这个很虚，因为湖南人的精神不是一两百年就有的，湖南和中国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祖先炎黄二帝，其中的炎帝就葬在湖南株洲，“五帝”之一的舜就葬在湖南零陵，可见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难道从汉朝到明朝，湖南人都在沉睡，到了清朝后期湖南人忽然觉醒了？这种解释没有道理，还是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原因。
最后还是要倡议一句：还是要多读书，就算无法封王拜爵，也能陶冶自己的情操，让自己内心变得丰富，内心丰富的人不会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