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活动令人深恶痛绝。而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惊天的考古新发现，比如在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甘肃的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最初的“发现者”竟是盗墓贼。由于盗墓贼先于得手，使遗址中许多凝聚着中国古老文明和智慧结晶的珍贵文物已经流失海外。对此，“200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之一、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很是无奈，说道：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连续被盗，有些重要文物已经被走私出境，这是令考古人员尴尬的事。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被盗以前一直是一片梯田，文物部门根本不知道那里有文物。从1987年开始，盗墓贼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把黑手伸向了这里，一场长达六、七年的盗墓活动由此展开，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几乎发展成为一场盗墓的“群众运动”。据媒体报道，到1993年盗墓达到高潮时，不明真相的群众趋之若鹜，成群结队上山挖宝。全县36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56个村的人参加，最多时一次出动300人，其中有一个乡三分之二的人都上山挖文物去了，以至于山坡上出现了卖大饼、卖冰棍的服务市场。当文物考古人员闻讯赶往现场察看时，山上插着红旗，满山晃动着扬锹挖土的人影。夹杂其中的盗墓犯罪分子竟明目张胆地驾驶汽车、摩托车，手持大哥大、对讲机，自带枪支、匕首，站岗放哨，气焰嚣张，猖狂之极。在盗挖中，珍贵的礼乐石磬被当场砸成碎块，带有精美图案纹饰的金器被当场以每克85元的价格卖掉，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后来，一位前往大堡子山现场调查的考古学家曾用“颤栗”二字来形容他当时极度沉痛的心情，说劫后的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整个山坡满目狼藉，遍布密如鱼鳞、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盗洞”。另一位考古学家痛心地说道：当时在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几乎天天有人挖洞盗墓，就是没人制止，有些重要的东西和信息被取尽了！”
1993年，原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从香港抢救性地购回了大堡子山出土的秦公鼎、簋等6件青铜器。这些器物清清楚楚地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的字样，清楚地表明，大堡子山就是2800多年前秦公的墓地。
当年，秦兵马俑被发现后，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后认为，秦始皇及其祖先应有四大陵园区。到1987年的时候，秦人四大陵园中的第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始皇陵园，都在陕西被发现，但秦人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在哪里，却始终是一个谜。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经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抢救性挖掘和反复论证后，谜底终于被揭开了：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一带是秦人先祖的开业基地！
国内罕见的战国墓葬“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的发现，一开始也是源自于猖獗的盗墓黑风。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发现马家塬战国墓葬的第二年，与马家源仅一沟之隔、直线距离约4公里外，又根据盗墓贼仓皇逃窜后留下的痕迹，发现了另一处和马家塬战国墓葬出土文物十分相似、年代相差不大的战国墓葬。如此，人们不禁问道：如果这里还有第三处、第四处战国墓葬，“最初的发现者”会不会又是盗墓贼呢？
甘肃是不是全国盗墓的重灾区，尚不得而知；但甘肃绝对是海内外盗墓贼和文物贩子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坊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八千年历史看甘肃。”根据文物普查统计，甘肃全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2万多处，列入《中国文物地图集》的有13284处，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17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146处，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蕴藏的文物资源极为丰富。
对于这样一块“肥肉”，盗墓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从甘肃公安部门已经破获的案件来看，犯罪分子大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专业知识，不仅反侦查能力强，而且组织集团化、作案专业化、装备现代化，盗窃、运输、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物犯罪网络。许多犯罪团伙拥有先进的通讯手段，作案时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手中持有的武器甚至比执法人员的武器更先进。有的盗墓分子为了作案，把踩好的点圈起来建成工厂，外人看来烟囱冒烟，正常生产，实际上在里面肆无忌惮地盗墓挖宝。
长期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奉行“埋在地下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的原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也不提倡主动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除非是遭遇到一定自然灾害、盗墓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考古学家才被允许对这类地点进行保护性发掘。看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等重大考古新发现屡屡陷入“盗墓贼破坏性盗掘—文物被盗流失海外—考古人员事后抢救性发掘”的怪圈，不仅是我国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尴尬问题，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制度和体系亟待完善的一个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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