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更紧密地融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海外投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
统计，中国企业在2012年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
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28.6％。跨境投资和并购已成为中国获取稳定的原材料
和能源供应、促进产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手段。
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界对跨境投资和并购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和环境，以及它们的成长历程不同，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和并购，还必须认识到中国企业家的特点，认识到他们的长处和短板。
30 多年来，中国企业家们对于国门之外的世界的理解是逐步积累和加深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企业家对外界的了解。然 而，大部分中国企业家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经营理念主要成型于中国市场，对于如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和并购、如何运营和管理一家国 际化的公司，所知仍然相当有限。
当然，中国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学习能力。中国过去的30年是急剧变化的30年。这段时间里，从经济体制到市场环境，从经济发展程度到技术水平，中国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脱颍而出，需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
由 于环境多变，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还需要敏锐地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根据环境的变化快速决策和调整的灵活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家可以媲美世界上最精明 的商人。但另一方面，环境的多变和模糊性又使得详细的分析缺乏准确的数据，快速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直觉判断，从而形成了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决策 主观性强的特点。
中国的环境需要企业家能够忍受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多变和不确定性，具有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这样的环境里塑造出来的人往往爱 搏爱赌，有一种藐视风险的豪气。而且，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家只经历过经济的单向上行，并未承受过经济周期的起伏，所以往往对经济下滑的风险估计不足，这也放 大了他们藐视风险的倾向。
由于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在国内市场上一家企业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是获取政府支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来 自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如国有企业），也可能来自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或者来自企业家本人营造的网络。在中国，在权力关系上的投资往往有最为丰厚的回报，与 此相比，投资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太大，而且由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缺陷，创新容易被抄袭复制，回报可能远为逊色。于是，中国企业家往往有太多钻营者的精 明，而少了点创新者的理想和激情，有太多对权力的攀附，而少了对市场和顾客的敬畏。
中国市场上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表现在企业对规 模的追求上。政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给予大型企业各种有形无形的优惠，企业自然有规模扩张的强烈冲动。国内市场上的投资和并购有很大部分由政府主导，其目 的是产业整合、规模扩张、挽救亏损企业等原因；投资方的直接商业回报往往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详细的可行性分 析就失去意义了。中国企业在国内的这种操作模式，必然会影响它们的海外投资和并购。
中国公司强烈扩张冲动的另一个根源是对股东利益和回报重 视不够。现代公司治理观念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远没有深入人心，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也还很不充分。而且，除了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中国的许多企业，包括国 有企业和国企改制后以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其管理层在企业中的持股往往并不高，存在潜在的“代理人”问题。在中国股市上，以圈钱为主、漠视股东利益的做法仍 屡见不鲜。这些问题都可能折射到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并购行为中。
目前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一个成功的国企领导者 是官员和企业家的混合体，对他工作的最高回报是离开企业（升迁）。所以，如果他的行为受升迁的政治周期所驱动，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就毫不奇怪。而且， 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国有企业，许多靠的其实是行政保护和优惠政策，在技术、管理和人才上并没有真正的优势。这样的企业要面对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要成功 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市场的另一个特点是法制化程度较低，许多法律法规较为模糊，执行不严，执行中灵活掌握的空间较大。 许多中国企业并不去严格遵守税收、环保、劳动等方面的法规，而是希望通过“灰色”手段规避严格守法所导致的成本，一旦出现问题再想办法“搞定”。不少中国 企业把这种行为模式带到了海外投资中，埋下了风险的种子。与法制化程度相关的是契约精神。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市场参与者和司法体制对契约尊重较弱，中 国企业家的行为更多地带有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特性，从寻找商业机会到控制风险都更多地依靠关系网络。
中国经济发展的30年，也是改革的30 年，是中国企业家不断冲击和突破体制桎梏的30年。敢于挑战制度和法律，敢为天下先，曾是商业成功的最佳路径。中国的制度和法律确实曾包含许多不合理的因 素（比如曾经极为重要的“投机倒把罪”），但企业家们的这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养成了对制度和法律的蔑视。再加上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模糊化和功利主义倾 向，有些中国企业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对道德底线的忽视。
中国的企业家们正是带着中国市场和体制打下的种种烙印走向国际市场的。对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和并购的研究，需要面向中国的企业家，充分理解他们所处的体制背景和约束，以及他们共同的追求和挑战，帮助他们扬长避短。
来源：李俊杰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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