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入学记》,交代了我是如何混进西师二附小的,这回说说放学路上的故事。
我们学校是全日制小学(当时好学校才是全日制,其它学校都只上半天学),每天中午我们都得回家吃午饭(只有少数家中无人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吃食堂),下午再去学校。这样我们每天有两次走在放学的大路上。(至于我为什么不提上学的事,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了——没故事。)
学校离我家不算太远,出院儿门一直往西,出了胡同西口,过一条马路,再穿过一整条胡同后,往北走走就到了。但从我们这届开始,学校招生不再是百分之百的“择优录取”,而是开始结合了“就近录取”,结果班上有一半儿同学的家都在学校附近,另一半儿家远的就是经考试“择优录取”的了。我有幸混入后一半儿中,算是家住最远的同学之一。
记得有一年,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几路,任命了路长,要求我们放学时分别排成几路队伍回家,路上不许“疯跑打闹”,甚至不许说话。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每个人在路上都口水多过茶。
这个办法在假期中还有上传下达的功能——老师有什么事就通知住得最近的同学,再一个传一个地传下去。那时我们都非常盼望老师常发“最新指示”,因为在漫长的假期里,有了这个任务,大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门,然后一个一个滚雪团似的地越裹越多,一般到了我家,全“路队”的同学就都到齐了,可以在我们院儿里好好玩儿一阵。当时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老师想出的这个办法还真是挺有创意的。
但在平时,这个办法对我没有用处,因为我这路的人少,刚走一会儿就没人了。剩下的漫漫长路,还得我自己走下去。
我刚上学时问题倒也不大。因为当时我们院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在二附小上学:于蓝阿姨家的田新新上六年级,崔嵬伯伯家的崔小明上五年级,我姐和新新的弟弟田壮壮同班,上二年级。他们天天一起放学回家,大人们很省心。
我姐上学前我妈曾正式拜托新新带她上下学,他一口答应了。到了我这儿,跟他们一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好日子似乎并不多,很多时候我都得自己回家。
刚开始是因为放学时间不一样:一年级每天上午只上三节课,其他年级上四节。那多出来的一节课时间怎么办呢?(学校有严格规定,不许早到校,也不许晚离校。)于是我只好坐在学校的大门口等我姐,反正才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很容易打发,发发呆就过去了。
小时候我们院儿的小孩儿喜欢重复地玩儿一个游戏:在天黑以后,我们集结在后院儿暂时无人居住的黑屋子前,一步一步,自己吓唬自己地向前走,快走到极限时,总会有一个孩子突然大喊一声:“鬼来了!”于是大家就尖叫着往回奔逃。我总是落在最后,吓得魂飞魄散般地追赶着他们,然后很享受地听我二姐气愤地抱怨和指责着大家:“你们都不管我妹妹!都不管我妹妹!”
可是上学以后,我姐开始讨厌我像个甩不掉的尾巴那样跟她亦步亦趋了。她似乎觉得,有个妹妹等她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儿,所以出了校门,她常常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只管跟着自己的同学一起说笑着往前走,我只得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谁说俺最小的就没有自尊心来着?我后来就长了志气,不再等她了。
还有的时候,我姐班上有课外活动,或是去别的同学家玩儿,我也得自己回家。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有了仇人----那是一个小女孩儿和她的哥哥们。结仇的原因很简单:有一次在上学路上,我姐看到一颗小石头滚了过来,就顺便踢了一脚。那几个孩子突然冒了出来,说那是他们正在踢的石头,质问我们为什么踢。双方对了几句嘴后,我姐又踢了那石头一脚,仇从此就结下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次龃龉。有一次我们在放学路上爬施工中的管道玩儿,跟那女孩儿发生了冲突,她大声宣布:我找我哥去!我们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呢,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儿,就远远看见那女孩儿拉着一个大男孩儿的手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了。在我们眼里,那男孩实在高大威猛得可怕,吓得我们一下就钻进管道里,屏住呼吸埋伏了好久。)
从此,放学的路上就处处充满了危险,那几个孩子只要碰到我们,就一定要伺机而动——或者打一拳踢一脚就跑,或者只是叫一叫阵,从精神上起到威慑作用。
这件事应该是从我一年级时开始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我是跟在新新壮壮和我姐身后的。那几个孩子站在路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一声也不敢出。可是等大孩子们刚一过去,那个最小的女孩儿就突然出手给了我一拳,但立刻被哥哥们拉住了。估计他们完全明白,如果我们这边的几个大孩子回来找他们算账,他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可是,等矮小的我追上了六年级学生中最高的新新,告诉他那几个孩子又打我了时,新新却完全没有掉头去打他们的意思。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后你得跟上我们。” 这又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新和壮壮放学路上常常是“疯跑打闹”,一会儿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我怎么追得上他们呢?
到了第二年,新新上了中学,壮壮和男生们“疯跑打闹”,小明又常常不理我们,我和我姐就经常自己放学回家了。我们每次都在选择道路上煞费苦心,因为可供我们穿越的胡同有好几条呢。那几个孩子住在其中的一条胡同中,另一条胡同在半路上与之会合,他们就常常在会合处等着我们。走其它的胡同回家都是走直角,只有这条有一点斜度,这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好像能近不少呢。
所以,有时我们会怀着赌徒般的愿望走入这条胡同,希望运气好错过他们;有时我们故意选择另外的胡同,盼望至少能躲过他们。可是很奇怪的是,有时我们一连好几天也看不到他们,正以为恶梦过去是早晨了呢,他们却又一次出现了!而且更奇怪的是,有时好像不管你怎么选择你要走的道路,那几个孩子都会像命运之神一样突如其来地降临,让你一点儿规律也摸不到。
现在想来,这件事似乎不太严重,并没有影响我们“幼小的心灵”。不然我们或者会不敢上学,或者会把此事告诉家长,甚至就像日本那些可怜的遭受大孩子欺负的学生去自杀了。
但它还是挺麻烦的,我们每天都得为此费心和担心。更何况,遇到我姐生病不上学的日子,我就得独自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了。
有一天我又要自己回家了,我决定冒险走近路。为了防止万一,我一边走一边捡小石子儿,很快裤兜里就涨鼓鼓的了。我的手就揣在兜儿里,时刻准备着。
在快走到两个胡同的交界处时,那个女孩儿出现了。她比我小一些,长着一张扁平脸,两眼直直地看着我,靠在路边一点儿也不动。那天只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可能并不打算跟我过招。但我根本来不及想那么多,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伸出手一扬,那些石子儿就全都飞到她的脸上了。
我并没有体验到胜利者的喜悦,只想趁机迅速穿过“敌占区”。可是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大人!她气愤地叫住我:“你怎么能欺负小同学呢?”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课外辅导老师。(我现在也搞不清这老师的归属,好像是街道上的待业青年,类似于现在的志愿者。当时街道上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组织了课外活动站,让他们放学后有个去处。我跟着几个同学去过一两次,所以认识这个老师。她很年轻,梳着两条大辫子,对我们态度很好。)
接下来我试图向她说明,这个女孩儿经常打我。可是她完全无法相信:“我明明看到人家站在那儿什么都没干,是你走过去就扔了一把石子儿!”
如果是现在,看了很多韩剧的我,一定会这样回答她:“对不起,事情并不像您看到的那样!”(顺便说一句,这句话一点儿说服力都没有,虽然它常常是一句真话。)可是当时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复:“每次都是她先打我!”
结果我发现,我越重复,老师就越不信,对我虽然还是和颜悦色的,但已经认准我是个胡搅蛮缠的学生了。而那个女孩儿还是呆着脸站在那儿,对我的辩解和老师的取证一律用摇头来表示否定。于是我只好住嘴,听那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了一大通关于"和谐"的大道理,再点点头表示同意,直到终于被放行。最后老师还使出了杀手锏:“以后再发现这样的事儿,我就去告诉你们的班主任!”
我心想:去吧去吧去告诉吧,我才不怕呢!我那时已经算是好学生了,心里认为班主任是不会相信她的。所以,虽然我不明不白地蒙了冤,倒也并不担心这一点。
后来的一两年中,我们的战争仍在持续,放学路上的步步惊心成了生活的常态,不过好在一般都是小打小闹。
值得一提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我被一个男孩儿追赶,最后竟然以咬了对方肩膀一口的方式结束。可是到底是谁咬了谁呢?我居然记不住了,只好存疑;
另一次是我姐抱着拼死一战的决心,坚决步入最危险的地区(那几天战争风云密布,我本来提出走一条远路来躲避那几个战争狂人的),并且捡了半块砖头,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敲破了一个男孩儿的头。我记得那个孩子的家长出来骂我们,我们且战且退地跟她对嘴:“谁让他老打我们的!”
这一段记忆我本来很清楚,可是我姐却不能肯定。她说在她的印象中,我们从来就没有赢过,所以也只能存疑。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得非常突然,那时我已经三年级了。一天,又是那个不知是咬人还是被咬的男孩儿开始追赶我,我只好加速脚步前行。本来以为一过马路就安全了,没想到他一反常态,一直追过了马路,快到我家门口了。我知道逃不过去了,只好站住转身,顺手摸出书包里的铅笔盒,照着他的头拍下去!(我本来力气不大,又不敢下死手拍,所以请放心,他的头安然无恙。)
接下来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拍的男孩摸了摸脑袋,居然开口保证道:“以后我们再也不打你们了!”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作家高行健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的发言很可以代表我那时的心声:“主席先生,这是真的吗?”
不过,当时的我并未深究:到底这几个孩子是连年征战终于厌倦了,还是良心发现决心改过了?我只是立刻把他带到我们院儿里玩儿了一遍——看过《我的大院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院儿里好玩儿的地方多着呢。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很好地享受了战后平静的生活。
多年后,我在新加坡也当上了课外辅导老师。在华文写作课上,面对孩子们不断的投诉和互相告状,我做不到始终保持和颜悦色,也不愿不厌其烦地讲大道理。但我可以保证自己不说这样的话:“我明明看见……”因为我知道,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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