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入学记》，交代了我是如何混进西师二附小的，这回说说放学路上的故事。
我们学校是全日制小学（当时好学校才是全日制，其它学校都只上半天学），每天中午我们都得回家吃午饭（只有少数家中无人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吃食堂），下午再去学校。这样我们每天有两次走在放学的大路上。（至于我为什么不提上学的事，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了——没故事。）
学校离我家不算太远，出院儿门一直往西，出了胡同西口，过一条马路，再穿过一整条胡同后，往北走走就到了。但从我们这届开始，学校招生不再是百分之百的“择优录取”，而是开始结合了“就近录取”，结果班上有一半儿同学的家都在学校附近，另一半儿家远的就是经考试“择优录取”的了。我有幸混入后一半儿中，算是家住最远的同学之一。
记得有一年，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几路，任命了路长，要求我们放学时分别排成几路队伍回家，路上不许“疯跑打闹”，甚至不许说话。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每个人在路上都口水多过茶。
这个办法在假期中还有上传下达的功能——老师有什么事就通知住得最近的同学，再一个传一个地传下去。那时我们都非常盼望老师常发“最新指示”，因为在漫长的假期里，有了这个任务，大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门，然后一个一个滚雪团似的地越裹越多，一般到了我家，全“路队”的同学就都到齐了，可以在我们院儿里好好玩儿一阵。当时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老师想出的这个办法还真是挺有创意的。
但在平时，这个办法对我没有用处，因为我这路的人少，刚走一会儿就没人了。剩下的漫漫长路，还得我自己走下去。
我刚上学时问题倒也不大。因为当时我们院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在二附小上学：于蓝阿姨家的田新新上六年级，崔嵬伯伯家的崔小明上五年级，我姐和新新的弟弟田壮壮同班，上二年级。他们天天一起放学回家，大人们很省心。
我姐上学前我妈曾正式拜托新新带她上下学，他一口答应了。到了我这儿，跟他们一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好日子似乎并不多，很多时候我都得自己回家。
刚开始是因为放学时间不一样：一年级每天上午只上三节课，其他年级上四节。那多出来的一节课时间怎么办呢？（学校有严格规定，不许早到校，也不许晚离校。）于是我只好坐在学校的大门口等我姐，反正才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很容易打发，发发呆就过去了。
小时候我们院儿的小孩儿喜欢重复地玩儿一个游戏：在天黑以后，我们集结在后院儿暂时无人居住的黑屋子前，一步一步，自己吓唬自己地向前走，快走到极限时，总会有一个孩子突然大喊一声：“鬼来了！”于是大家就尖叫着往回奔逃。我总是落在最后，吓得魂飞魄散般地追赶着他们，然后很享受地听我二姐气愤地抱怨和指责着大家：“你们都不管我妹妹！都不管我妹妹！”
可是上学以后，我姐开始讨厌我像个甩不掉的尾巴那样跟她亦步亦趋了。她似乎觉得，有个妹妹等她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儿，所以出了校门，她常常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只管跟着自己的同学一起说笑着往前走，我只得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谁说俺最小的就没有自尊心来着？我后来就长了志气，不再等她了。
还有的时候，我姐班上有课外活动，或是去别的同学家玩儿，我也得自己回家。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有了仇人----那是一个小女孩儿和她的哥哥们。结仇的原因很简单：有一次在上学路上，我姐看到一颗小石头滚了过来，就顺便踢了一脚。那几个孩子突然冒了出来，说那是他们正在踢的石头，质问我们为什么踢。双方对了几句嘴后，我姐又踢了那石头一脚，仇从此就结下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次龃龉。有一次我们在放学路上爬施工中的管道玩儿，跟那女孩儿发生了冲突，她大声宣布：我找我哥去！我们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呢，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儿，就远远看见那女孩儿拉着一个大男孩儿的手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了。在我们眼里，那男孩实在高大威猛得可怕，吓得我们一下就钻进管道里，屏住呼吸埋伏了好久。）
从此，放学的路上就处处充满了危险，那几个孩子只要碰到我们，就一定要伺机而动——或者打一拳踢一脚就跑，或者只是叫一叫阵，从精神上起到威慑作用。
这件事应该是从我一年级时开始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我是跟在新新壮壮和我姐身后的。那几个孩子站在路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一声也不敢出。可是等大孩子们刚一过去，那个最小的女孩儿就突然出手给了我一拳，但立刻被哥哥们拉住了。估计他们完全明白，如果我们这边的几个大孩子回来找他们算账，他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可是，等矮小的我追上了六年级学生中最高的新新，告诉他那几个孩子又打我了时，新新却完全没有掉头去打他们的意思。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以后你得跟上我们。” 这又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新和壮壮放学路上常常是“疯跑打闹”，一会儿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我怎么追得上他们呢？
到了第二年，新新上了中学，壮壮和男生们“疯跑打闹”，小明又常常不理我们，我和我姐就经常自己放学回家了。我们每次都在选择道路上煞费苦心，因为可供我们穿越的胡同有好几条呢。那几个孩子住在其中的一条胡同中，另一条胡同在半路上与之会合，他们就常常在会合处等着我们。走其它的胡同回家都是走直角，只有这条有一点斜度，这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好像能近不少呢。
所以，有时我们会怀着赌徒般的愿望走入这条胡同，希望运气好错过他们；有时我们故意选择另外的胡同，盼望至少能躲过他们。可是很奇怪的是，有时我们一连好几天也看不到他们，正以为恶梦过去是早晨了呢，他们却又一次出现了！而且更奇怪的是，有时好像不管你怎么选择你要走的道路，那几个孩子都会像命运之神一样突如其来地降临，让你一点儿规律也摸不到。
现在想来，这件事似乎不太严重，并没有影响我们“幼小的心灵”。不然我们或者会不敢上学，或者会把此事告诉家长，甚至就像日本那些可怜的遭受大孩子欺负的学生去自杀了。
但它还是挺麻烦的，我们每天都得为此费心和担心。更何况，遇到我姐生病不上学的日子，我就得独自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了。
有一天我又要自己回家了，我决定冒险走近路。为了防止万一，我一边走一边捡小石子儿，很快裤兜里就涨鼓鼓的了。我的手就揣在兜儿里，时刻准备着。
在快走到两个胡同的交界处时，那个女孩儿出现了。她比我小一些，长着一张扁平脸，两眼直直地看着我，靠在路边一点儿也不动。那天只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可能并不打算跟我过招。但我根本来不及想那么多，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伸出手一扬，那些石子儿就全都飞到她的脸上了。
我并没有体验到胜利者的喜悦，只想趁机迅速穿过“敌占区”。可是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大人！她气愤地叫住我：“你怎么能欺负小同学呢？”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课外辅导老师。（我现在也搞不清这老师的归属，好像是街道上的待业青年，类似于现在的志愿者。当时街道上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组织了课外活动站，让他们放学后有个去处。我跟着几个同学去过一两次，所以认识这个老师。她很年轻，梳着两条大辫子，对我们态度很好。）
接下来我试图向她说明，这个女孩儿经常打我。可是她完全无法相信：“我明明看到人家站在那儿什么都没干，是你走过去就扔了一把石子儿！”
如果是现在，看了很多韩剧的我，一定会这样回答她：“对不起，事情并不像您看到的那样！”（顺便说一句，这句话一点儿说服力都没有，虽然它常常是一句真话。）可是当时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复：“每次都是她先打我！”
结果我发现，我越重复，老师就越不信，对我虽然还是和颜悦色的，但已经认准我是个胡搅蛮缠的学生了。而那个女孩儿还是呆着脸站在那儿，对我的辩解和老师的取证一律用摇头来表示否定。于是我只好住嘴，听那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了一大通关于＂和谐＂的大道理，再点点头表示同意，直到终于被放行。最后老师还使出了杀手锏：“以后再发现这样的事儿，我就去告诉你们的班主任！”
我心想：去吧去吧去告诉吧，我才不怕呢!我那时已经算是好学生了，心里认为班主任是不会相信她的。所以，虽然我不明不白地蒙了冤，倒也并不担心这一点。
后来的一两年中，我们的战争仍在持续，放学路上的步步惊心成了生活的常态，不过好在一般都是小打小闹。
值得一提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我被一个男孩儿追赶，最后竟然以咬了对方肩膀一口的方式结束。可是到底是谁咬了谁呢？我居然记不住了，只好存疑；
另一次是我姐抱着拼死一战的决心，坚决步入最危险的地区（那几天战争风云密布，我本来提出走一条远路来躲避那几个战争狂人的），并且捡了半块砖头，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敲破了一个男孩儿的头。我记得那个孩子的家长出来骂我们，我们且战且退地跟她对嘴：“谁让他老打我们的！”
这一段记忆我本来很清楚，可是我姐却不能肯定。她说在她的印象中，我们从来就没有赢过，所以也只能存疑。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得非常突然，那时我已经三年级了。一天，又是那个不知是咬人还是被咬的男孩儿开始追赶我，我只好加速脚步前行。本来以为一过马路就安全了，没想到他一反常态，一直追过了马路，快到我家门口了。我知道逃不过去了，只好站住转身，顺手摸出书包里的铅笔盒，照着他的头拍下去！（我本来力气不大，又不敢下死手拍，所以请放心，他的头安然无恙。）
接下来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拍的男孩摸了摸脑袋，居然开口保证道：“以后我们再也不打你们了！”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作家高行健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的发言很可以代表我那时的心声：“主席先生，这是真的吗？”
不过，当时的我并未深究：到底这几个孩子是连年征战终于厌倦了，还是良心发现决心改过了？我只是立刻把他带到我们院儿里玩儿了一遍——看过《我的大院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院儿里好玩儿的地方多着呢。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很好地享受了战后平静的生活。
多年后，我在新加坡也当上了课外辅导老师。在华文写作课上，面对孩子们不断的投诉和互相告状，我做不到始终保持和颜悦色，也不愿不厌其烦地讲大道理。但我可以保证自己不说这样的话：“我明明看见……”因为我知道，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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