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戒毒模式比美国的高级

 

                    美国南部的一个民间戒毒场所

    2012年2月，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78万，这个群体的规模已经不能小觑。所以，近些年来，政府在戒毒政策方面做转型调整并进行了大量投入。这其中，贵州自2011年全面铺开的“阳光工程”戒毒模式令许多研究者眼前一亮。

    今年三月，美国华人犯罪学会研究学会会长张乐宁教授前往贵州考察了一周之后，兴奋地说，中国的“阳光工程”比美国的戒毒模式高级。

     怎样高级？我更想知道高级在哪儿？

     张教授认为，在美国，大量科学严谨的研究渠道，已经让人们对毒品滥用情况有很多的了解和理解，大量的戒毒项目和模式已经在美国广泛开展，比如集体治疗和家庭治疗。这些自愿治疗、法庭督导下的治疗或在强戒所戒治的戒毒项目和模式被实施多年。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戒毒者都是被限制在一个专门的地方戒治，与家庭、警察等组织和机构没有广泛联系。这是由美国这个国家的政策和社会体系的性质决定的。这也是美国的戒毒效果不好，复吸率较高的原因。     

    所以，张教授分析说，“阳光工程”的高级之处在于，它的实质是以就业为基础进行治疗。这一点，美国佬是做不到的。何为“以就业为基础？”，通俗的解释就是对于那些从戒毒场所出来，立即就被某一工厂或企业接纳，使他立刻有一份工作。从而改变了他们整个以往的生活方式：吸毒-戒毒-再吸毒-再戒毒，周尔复始的怪圈里跳不出来。贵州的戒毒者，大都能进入“阳光企业”，并由此改变自己的余生。在美国，虽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戒毒效果不好的原因是吸毒者从戒毒场所回到社会上无法就业造成的。但由于美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体系的属性，决定了不可能给复吸者提供就业机会。

    其实，美国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有普遍性的。美国毒品问题研究专家大卫教授称，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的一个关于新近释放的罪犯研究发现，在释放后的两周之内，男性罪犯和女性罪犯的死亡率分别比普通人群高出29倍和69倍。其中相当部分是吸食过量毒品而亡，因为他们与社会都没有联接好过渡期，至少他们知道前面没有就业机会。大卫教授提供给我的一个最近美国关于涉毒死亡的综合分析显示，涉毒者离开监狱后的两周之内，相对于后来的10周，死亡率是其3倍至8倍。目前，他们在积极研究，如何降低这些涉毒者从监狱到社会的过度期的死亡率高的情况。

    我个人也认为，贵阳的“阳光工程”无形中帮助这些国家解决了一个难题和怪圈。

    张教授在贵州调研期间，最津津乐道的是，“阳光工程”戒毒模式的管控体系的优势。他说，以就业安置为基础的“阳光工程”戒治模式，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控制网络，它包含和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警察--强制隔离戒毒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机构--吸毒者家属。这使得戒毒者们，从工作的场所到社区到他们的家庭，每个环节和每个时间段都有相应的部门和机构负责。这样的集体管理模式又恰恰是美国政府做不到的，属性决定了，美国的戒毒者们得不到“阳光工程”的“温暖”。

    不同的国家对待戒毒问题自有其政策态度。埃及是我在2009年去调研的一个国家。我认为那里的情形糟透了。我走访过的戒毒场所，条件都非常简陋，而且多为私人医院所为，收费高，但没有什么疗效，就是把人关起来，硬憋半个月二十天，任他喊骂，最多给他吃点药，只要不死人就行。但是三个月后，戒毒者又被家人领着到处找戒毒场所去了。虽然美国--中国--埃及的戒毒情形没有可比性，但我只是想说，从戒毒模式上来看，相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还真到达了高级的地步。现有的管理模式中，贵州做得最妥当了。但贵州是否能持续而科学地管理下去，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吸毒群体，如果不采取妥善管理，如果放羊的话，埃及是一个前车之鉴。2010年7月，埃及的毒品管理总局局长穆斯塔法-阿米尔少将称，埃及约500万人吸毒。这个国家的消费市场54%都是大麻。埃及妇女与儿童国家委员会的研究显示，16%的大学生吸毒，而埃及卫生部及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联合调查表明，埃及已有30%的学生吸毒。2009年8月26日，我在开罗市中心的默罕迪新区的街上，一个小时内亲见毒贩交易了五宗毒品

    目前埃及正乱。其实有这么大的吸毒群体，已是乱的征兆。

    回到前面的话题，中国的吸毒人数规模应该令人警惕了。锐减吸毒人数几乎不可能，政府能够做到和做好的是，要科学而持久地管理这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