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读盛洪<能不忆唐宋?>》
能不忆唐宋?忆怎样的唐宋?这是读罢盛洪先生的文章不得不继续追问的问题(盛洪《能不忆唐宋?》，《读书》2015年第9期，以下简称“盛文”)。
为什么要忆唐宋?理性的追忆是需要充分理由的，而执拗的情结则不必理由充分，唐宋情结何时开始植根在中国知识人的心中?以至于这样一个帝制中国王朝由盛而衰(至少是起伏不定)、问题层出有待更深入反思的六百多年历史一跃而成为一些知识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细思之，并不怪诞，唐宋满足了很多人的盛世想象，尤其与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帝国尚未生发育的幼小孱弱相比，唐宋可谓世界之巅，当下所谓的“复兴”话语不也是想回到盛唐俾倪寰宇的气象吗，这种俾倪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只要比对手强大即可，而自身的不足可以忽略不计，这满足了一些知识人在近现代“中西古今”论题下作为主体的历史与文化自信。问题是，正是这些自身的不足败絮其中，越来越严重与不受控制，最终湮灭了盛世的焰火，当下尤其要慎之戒之。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情结，唐宋情结与中国知识人由来已久的思维习性暗合，也就见怪不怪了，在先秦时期，知识人论辩争锋，为了论证自家观念的合法性，往往假借、构想圣王权威，美化圣王治理，《礼记.中庸》记载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中多次提及孔子对尧舜禹的赞誉，并亲承自己接续周志，文王武王之后天命将系于己身，“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孔子的心中尧舜禹文武周公的治理是德治典范，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孔子的继承者孟子与荀子历来就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分，孟子的“先王”主要是尧舜，“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知有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提出尊崇的“后王”则是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并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荀子.正论》)，荀子的“后王”是相对于孟子来说的，其实孟荀的理想圣王在当时都是“先王”，以预设“先王”的圣治来论证自身言说的正当性，这是孟荀的共同点。然而，这种论证方式是一种经验式的预置，而并不能提供足够的逻辑证据，甚至历史证据也是不完备的。孔子就说过夏殷“文献不足”，而文武周公的时代距离孟荀亦远，当时更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多是传说，至少在孟荀的话语里对“先王”的德性德政是以直接的认同为前提，然后将天命所与与民意所向加诸“先王”，不过是以此为借籍对后世诸王树立效法的模范，它的意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先王圣治的构想成了历代帝王师法努力的方向，成为了王权与霸道重要的约束力量，消极的一面是古代思想从逻辑上始终无法形成何谓政治合法性、何谓善治的现代逻辑理念。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在这一点上存有共同性，汉初黄老之学的道家更是将其理论的合法性来源提前到“黄帝”，因而有人戏谑道：普通人拼爹，文人比祖宗。“先王之治”是否事实上真的完美，这是不重要的。盛文直言当今我们要追忆唐宋，明显是以唐宋作为心目中理想化治理的典范，虽然不及唐宋具体的皇帝，因为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与“先王”媲美的圣王，但其“借古寓今”的用意不出先儒“法先王”与“法后王”的思路，可谓证据确凿，在一个我们能理性深入地讨论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问题的时代，依然仿效孔孟荀等先儒，但抬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及三代的唐宋，以经验代替理性，以情结替代反思，这是否算是“幼稚”?请恕直言，这是否是大陆新儒学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