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虎
《财经》杂志6月19日报道，通过婚姻介绍所负责人的直观感受，结合农村治理学者和婚俗文化、婚姻改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国人的婚恋困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农村彩礼负担比城市更重，城市“剩女”是假命题，农村“剩男”才是真问题，认为彩礼是一种代际剥削，将焦虑波及家庭几代人。
这个报道列举徐州一些村庄，彩礼从早些年的1万多，一路飙升至近几年的20多万元，让农村家庭不堪重负。直观的数据证明，彩礼是一种负面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坏的东西，将农村家庭内部父权崩解归因为彩礼的冲击，更将男女性别比持续拉大、甚至农村养老难等结构性问题都归咎为彩礼“作祟”。
这样的观点相当“传统”，相信也会被相当多的人接受。彩礼似乎成了万恶之源，必须处之而后快，才能解放婚姻的沉重“枷锁”。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将彩礼视作负担的解读思路，越来越受到抗议，越来越多的女性难以认同此类观点。在她们的理解中，彩礼不是加诸男性的枷锁，而是妇女的财产性收入，是奠定平等婚姻的基石，要彩礼理所当然。
对于这样的观点，不该简单视为奇谈怪论，而要看到这种立场背后同样有女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什么呢？包括但不限于：女方要求被男方尊重的心理，女性要求获得相应财产权的诉求，女性要求在婚后生活中有应变的金钱基础。
彩礼被认为是家庭男性的负担，却被女性认为是匡扶男女地位失衡的筹码。
且慢将赞同彩礼的观点打倒，更为实际的态度是，要看到这类观点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因素和女性的觉醒。
那种将彩礼视作洪水猛兽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自男性占据优势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女性很难得到平等对待，收了彩礼的女性被认为有繁衍下一代的义务，推到极端，认为女性有必须生产男孩的义务，否则就是断了男家的香火，是为大逆不道。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是恨不得女性完全依附丈夫，丈夫对妻子有完全的处置权。许多婚内悲剧就出自于此。婚内暴力问题，丈夫杀害离婚妻子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具体的杀机各有不同，但在根本上仍与丈夫对妻子的狭隘认知有关。
在加了彩礼这一因素后，许多男性未能正确认识彩礼的本质，反而从“负担说”出发，一旦妻子有反抗，对未来和家庭有自主的看法与计划，都会激发丈夫的偏激，认为既然都给彩礼了，竟然敢不听话，所谓恶从胆边生，酝酿了太多悲剧。
现在，新一代女性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从社会新闻中自我教育的机会多多，开始认清婚姻作为一种合作方式的本质，不再屈从于父权压制。在这样的觉悟下，彩礼不再是女性的负担，而成为她们抗拒父权的一种方式、一种工具，用以改变父权体系对女性的压制，彩礼就此具备了积极的意义。
在这样的角度下，要看到女性将彩礼作为平衡恐婚心态的合理性。彩礼不只是彩礼，它象征的家庭地位、财产权分配、家庭权力分享、男女地位等诉求，更应该被看到、被理解、被尊重。
如果一味地强调彩礼是男性的负担，女方要彩礼就应该被谴责，那只能继续维护一种对女性很不友好、甚至有生命之虞的家庭关系。越是淡化彩礼，越是恐婚，就会形成一个闭环，那所谓男女性别比、农村“剩男”问题更无从求解。
简单来说，彩礼不是农村“剩男”的原因，女性要求彩礼不是万恶之源。若要求解这些问题，必须从头做起，尊重、维护、支持女性的平权诉求。只有女性感到更多的安全感，更愿意投入婚姻关系，男性的困境才能有缓解的可能。
孤立看彩礼，在现代的语境下当然不合理。尤其那种男性超越家庭能力不惜举债给出的彩礼，最终也会变成小家庭的负担，女性婚后可能还得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所以逐渐解除彩礼和婚姻深度绑定的方向没问题，但治理高彩礼要取得效果，在男女比例失衡的当下，努力缓解女性的安全焦虑是先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