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代行政乱作为的后果

(上)统治者乱作为

　　　在我国，有人将行政违法行为分为实体上的行政违法行为和程序上的行政违法行为两种。前者主要表现形式有行政失职、行政越权、滥用职权；后者主要表现形式有手续瑕疵、形式瑕疵。张尚鷟先生在《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构成行政瑕疵。[注]时至今日，我国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使用行政瑕疵概念的。因此，法理上一般将行政乱作为称为行政瑕疵行为。

　　　 纵观我国历代王朝，腐败君王之所以皇冠落地，江山易主，甚至性命不保，追根到底是由于他们荒淫无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行政乱作为。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共传14代17王，历时约500年。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君王，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为政残暴，破坏农业生产，对外滥施征伐，勒索小邦。桀搜刮民脂民膏，建造了许多豪华宫殿，宠爱美女妹喜，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强迫他们劳役。后来，商汤在名相伊尹谋划下，起兵伐桀，桀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夏朝宣告灭亡。

　　　 至商朝第三十代君主帝辛，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纣，同样生活腐化奢侈，纵欲无度。《史记·殷本纪》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形象地刻画了纣王日常生活的奢华。《封神演义》详细记载了纣王朝由兴到衰的全部。我们可以认为，纣王在女娲宫题的淫诗“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是成汤江山易主的开端。尽管《封神演义》充满神话传奇色彩，但纣王宠幸妲己，建鹿台，造炮烙，杀比干，囚箕子却是史书所公认和记载的。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双方于牧野交战。纣王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至朝歌。帝辛自焚于鹿台以谢天下。商亡。　　

　　　 桀和纣作为一代君王，本应一心勤政，爱民如子，但不幸的是他们置自我使命于不顾，忘记了天子的根本职责，居功自傲，为所欲为，刚愎自用，穷奢极欲，最后导致江山倒塌。西方有句名谚：“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我们都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放羊的孩子正是由于多次说谎，最后才导致所有的羊全部被狼吃掉。自古道“君无戏言”，观字面便可得其义，君王所说的，如果没有信誉，又何来人们的信服？周幽王只为博得褒姒一笑，就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屡戏诸侯，最后落得一个西周王朝灭亡的下场。是谁之过？

　　　 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在位，期间赵高掌实权，实行惨无人道的统治。沙丘之谋，登上皇位后，他先后残害兄弟姐妹和忠臣，而且苛政过度，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在此情况下，陈胜吴广明白“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起义军队迅速组成。大泽乡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政权，之后的两年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逼迫下自杀，时年24岁。

　　　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杨广修造京杭大运河时，不关心人民疾苦，耗尽人力物力财力，之后尽管造河有功，但百姓为征兵造河之事苦不堪言，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修建大运河伤民太重，损伤国体。唐朝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礼记·檀弓下》中曾记孔子过泰山侧，路遇妇人哭墓，问明原因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慨。苛政是隋炀帝时代非常明显的政治行为，开疆拓土、征高丽等同样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士兵不满发动兵变，百姓也因逃避繁重负担纷纷起义。这为大隋灭亡埋下了伏笔。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发动兵变，逼缢隋炀帝。

　　　最后我们来看史上著名的唐玄宗。虽然在他统治前期也有过“开元盛世”的辉煌，但在其统治后期宠爱杨贵妃，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持续8年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唐朝由盛转衰，从此唐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为了博得“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的欢心，为了杨贵妃“回眸一笑”，唐玄宗派专人运送新鲜荔枝进宫，于是便有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奢侈往事。安史之乱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杜甫的千古名篇《石壕吏》就直接反映了这场叛乱带给人民的无尽痛苦。在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的封建社会，杜甫却在《兵车行》中无奈感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足见杨国忠为补充兵力肆虐征兵的疯狂行为。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代统治者依个人行为和愿望亮相于历史舞台，他们或清或腐，留给世人见仁见智的思考。盘点历代君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时代，其统治者必然亲民爱民，顺应民意，亲贤远佞,能体谅人民疾苦；凡是社会黑暗动荡，百姓苦不堪言的时代，其统治者也必然昏庸无道，或横征暴敛，或生活腐化，或听信谗言，他们不能站在一国之君的高度去正确处理国事，在言行举止上有违帝王风范。所谓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何谈江山永固？

　　　　　　　　　　　　　　　　　　　　　 (下)官员乱作为

　　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提起赵高，人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到“指鹿为马”的成语。赵高从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在秦王朝最后的几年统治中翻云覆雨，把秦朝的暴虐苛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赵高劝李斯、废胡苏，阴谋成功后，遂帮助秦二世胡亥铲除忠良蒙氏兄弟，胡亥听信赵高谗言，整日不理朝政，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昏庸无知的胡亥乐得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于是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大部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郎中令，而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除掉李斯后，赵高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事无巨细，都完全由他决断。大权在握，便导演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事件。

　　 之后，胡亥为摇摇欲坠的秦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知道秦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于是赵高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胡亥被逼自杀。但他并未得到善终，宦官韩谈将其砍死。

　　 严刑酷法,一手遮天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汉武帝时代，酷吏权力之大，为其他任何朝代都不能与之相比。

　　　酷吏，顾名思义，非常残酷的司法工作者。汉武帝时期，酷吏成为朝廷要职。《新唐书·酷吏列传》载：“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呼唤，酷吏便应用而生。张汤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从小父亲就注意培养张汤的司法意识，正式为官后，张汤曾助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翦除豪强。尽管他为西汉王朝带来无数财富，但其为官清廉，从不染指国家财产，因此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大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史书记载：“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然而，张汤在查办陈皇后巫蛊事件、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事件中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让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酷吏统治的恐怖时代，张汤也最终因为杀人太多为自己埋下隐患，最后导致狱中自杀。

　　　笔者认为，导致张汤被逼自杀的根本原因是，张汤动辄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倍受威胁，为求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欲除之而后快。丞相府三长史将与张汤关系密切的部分大商人逮捕并屈打成招，供张汤腐败，这一结果使其在汉武帝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此时赵禹不失时机地劝狱中张汤自行了断，其直接理由便是“杀人太多仇人太多”。从今天的法律来看，渎职罪其中一项便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张汤最初得到信任，帮汉武帝扫除外戚，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同时不惜滥杀无辜，最后他本人也不幸成了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牺牲品。

　　　　心存侥幸，违抗圣旨

　　　 我们读《西游记》会发现，吴承恩的著作中也直接提到了官员行政乱作为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朝贞观年间，长安城外课卦先生袁守诚，谙晓阴阳，卦爻有准，时常指点泾河旁渔夫，鱼群方向，因而得罪泾河龙王，龙王为鱼兵虾将损失而怨恨在心，听信龟相谗言，乔装为平民百姓伍大魁，向袁守诚问卜打赌。为求胜赌，龙王职权乱用，擅自更改玉旨降雨内容，“缓时辰，克点数”，致罪犯天条，玉帝命派上界魏灵官，即唐太宗李世民宰相魏征为监斩官，欲斩泾河龙王。龙王受袁守诚指点，深夜向大唐天子托梦求救获允，不料劫数难逃，最后仍遭魏征斩杀。尽管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笔者认为，故事虚而道理不虚，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可圈可点，有其现实意义。

　　　试想，玉帝命其“明朝施雨泽”的目的是“普济长安城”，此举本是惠民之事，泾河龙王却私自更改时辰点数，最后“在那剐龙台上难免一刀”。正如我们今天和谐社会中，少数官员为一己私利，滥用职权，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于民于己都有害无益，追悔莫及。

　　 其实，古往今来，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官员，都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执政为民”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一句空口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今天所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魏徵“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注：张尚鷟，男，四川犍为人。1925-2006。中国法学会原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