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畫像
潘良楨先生臨
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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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良楨先生跋
王昶《金石萃編》載之卷四十九之首，揔標之曰《慈恩寺聖教序》，下依碑文分題《大唐三藏聖教序》與《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分別記曰：“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五分，共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慈恩寺”，又“碑高廣與序同，共二十行，行四十字，正書左行，篆額，與序同在慈恩寺”云。明人趙崡《石墨鐫華》記曰：“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於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後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是亦一時人之所見。
略早之王世貞《弇州山人藳》記曰：“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遒逸，波拂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徙桂林，未幾貶愛州，嵗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孫鑛發揮王弇州跋作《書畵跋跋》，謂“高宗記自左向右，若倒書然者，果輕弱不足觀。斷是重摹本。此文撰在貞觀廿二年，應係永徽間勒石。同州刻想在龍朔年，是唐初翻本，故猶不甚失筆意。雖筆法可玩，安知非彼時善書者書耶？”
度彼等意，猶疑雁塔、同州是否爲褚之親書，且以翻本同州刻為好。而後漸認定雁塔之刻為褚手書，而同州為摹刻。
至褚之結銜之疑，錢竹汀《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為理之曰：“序並記兩碑皆建於永徽四年，一在十月，一在十二月。而遂良題銜一稱中書令，一稱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殊不相合。考《唐書·宰相表》，遂良以永徽元年罷中書令，三年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舊史《遂良傳》亦同，惟以左僕射為右僕射。此碑正作右僕射，可證表'左’字之誤。其稱'中書令’者，王元美以為出於後人附益理當然也。
王昶據諸載記綜述：元奘譯經，太宗御製序文，高宗為太子時撰記事，貞觀廿二年太子撰記，宏福寺主圓定請鎸二文於石，藏之寺中，乃有寺僧懐仁始集右軍書勒石。同年，大慈恩寺造翻經院，元奘請寂後存慈恩塔，因於塔南立二聖三藏聖教序、記之碑。當時惟此刻與後成之懐仁集王之刻。同州本當為龍朔間據褚書覆刻，以其筆畫沉著而獲賛譽。
吾少時亦聞諸前輩曰：“學褚書《聖教序》，宜先依《同州》，後效《雁塔》”云。楊守敬《評碑記》於同州本謂：“遂良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公沒後，好事者以雁塔本更刻一本，以志甘棠不忘之義。對校雖肥瘦逈殊，而波拂、間架無一字不類，摹者亦是高手，非率爾者”云。而於雁塔本謂：“王元美深詆此碑輕弱，以為不及《同州》，趙崡亦云爾。初以二公言為然，後見《房梁公碑》，又見張嶰山藏宋拓本，稍肥重，然亦不甚懸遠。待見劉寬夫批此碑'結體用筆之法苦心搜求，字字較量’，乃知褚公空前絕後之作，愈看愈佳。為褚公始以帖法入碑，點逗相生，波掠相配，無一筆不轉，無一字重復，一洗從前癡重積習。所謂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勝羅綺，仿佛遇之。故知凡物之一覽即盡者，必非精詣也”。
此刻為褚公銘石書之代表作，《房梁公碑》其先行者耳，後世評議傳揚皆緣據於茲。然惺吾老人此評，當與其評《伊闕佛龕》並觀，謂：“猶沿陳隋舊格，登善晚年始力求變化，知嬋娟婀娜先要歷此境界”云，然則庶得免一偏之誤也。
《雁塔聖教序》書藝之諸般評議，要皆帰於隂柔之美，蓋輿黃賓虹先生極不喜之軟美甚近。然賓翁書自褚入而不染軟美，以其深於三代金文，歷此境界，由上貫下故爾。
余及冠之前，甞肄習此碑。越五十餘年，今逾古稀矣，所習略多，見聞稍廣，再作臨倣，別有心解焉。南朝人評鍾元常擅三體書——銘石、行狎、章程，各有其用，亦各有其相應之法。然亦未甞不相互借鑒滲透，分別與互通亦勢之所必然耳。帖法入碑，於褚公前古已有之。行書入碑，亦非唐太宗之獨創。然唐初形勢又有其特點，唐太宗繼梁武帝後，更以至尊權威力推右軍書，至親撰《晉書·王羲之傳論》。褚公為太宗倚重，又主內府董理右軍法書重任，自遵太宗意於書學，亦斯時之主流也。唐人響搨久負盛名，人稱僅下真跡一等，人相爭學，故轉展摹寫自多。唐人因有集王、學王之法，凡遇右軍曾書字，即摹學以應之。結撰成篇，今見者，墨蹟若陸柬之書《文賦》，碑版若高正臣書《明徵君碑》，皆然。一時蔚為風氣，以能見資料有限，不免有重出字雷同之弊。另一法為承學右軍書傳人永禪師，真書如虞世南者。褚公學王雖亦取之，而不露聲色，以其有自家字勢也。試看此刻之見於禊帖者，多所依從而加以變化，混跡其自家書中，人竟不覺耳。此亦褚公學王逈出諸家之上者也。
或曰褚書同漢《禮器碑》用“三分”筆。但見其輕也，不知《禮器》亦有極重之筆，多見於波發近末端處，褚公此刻亦然。幾每字有一二處極重，或見於點，或見於鉤，或見於捺筆出鋒前之頓挫。如所謂板上釘釘，字勢立見穩重。其筆輕處亦如《禮器》，細勁而不飄忽。吾嘗以“薄刃切肉，一刀直達案板”譬禮器之筆。褚未必學自《禮器》而筆致一也。惜至末學一味輕浮矣。人有不善學，可怪其所師者乎？
此刻復多以曲其頭下筆入紙，其勢搖曳靈動，而鋒得衂正，更其筆下輕重起伏尤多，折鋒換筆常以提按成之，故行筆之際多小動作，此與漢魏古法之質樸異其趣也。右軍無銘石書，人多憾之。褚（公）此刻略帶行意，融入右軍書而作變通，兼取六朝書法，貫通古今，遂為開宗立派之大宗師也。
此刻墨本，以方若之博識，《校碑隨筆》謂：“《序》中第十五行'東垂’下'聖’字未剜作'望’者，相傳為宋拓，予未之見；明拓本《記》中兩'治’字作'治(缺末筆) ’。至王蘭泉精拓本，則'垂拱而治’之'治’字已添末筆封口，后一'治’字尚未封口。迨后因避廟諱，將凡有'玄’字末點俱剜之，使泐（當避清諱），不止兩'治’字之封口也。”王壯弘《增補》甚詳，列述所見宋明清拓九種，列陳存字情況與出版印行底本之各異。
吾此臨之所據，為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一月一印之《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碑刻全集》卷四《南北朝 隋 唐》所收明拓本，乃何義門舊藏。後歸息齋陳東望，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有義門雄黃圈點並附跋六則，訓示其子三學，有曰：“褚公此碑，參和南北，兼有篆隸，然頗傷於雜，欲趁姿媚，反乖自然”云。
又知有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宋拓雙鉤章草題籖《褚河南聖教序》，兩邊題注：“北宋茶葉末拓 良字未偏本”與“徐梧生魚鄉故物 辛夷館臧”。內附二舊籖真書。一題《宋拓雁塔聖教序》，左側署名，以網路圖小難盡辨識，蓋為王姓老人也；又一真書題《北宋拓本雁塔聖教序》，下小字署“寶熙”。後有二跋，亦以圖小字細、老眼昏花，不堪識讀。惟盼能影行問世，亦使老眼摩挲，頓覺一番明淨焉。
庚子七月十八日，入秋而暑氣未盡退，新冠疫情尚未解除，日日宅家，幸有書史筆墨聊慰寂寞耳！ 良楨記
褚公此刻於二石分別為“序”與“記”也，其間相差二月耳。而十二月書記文行格略少，而字徑略大。故突然下筆見重，字勢亦端莊，蓋有意無意間遵銘石書之規歟？其標題及前數行尤顯，以後雖漸放開，終與前石之書有些微差別，論者少所注意耳。
又何義門跋且謂：“褚書於鍾王之外橫騖別驅，要之書家正派必在永興，渤海乃其亞匹。永興如孔門之有顏子，渤海廉鍔太勝，近於孟子。河南源遠末分，荘周氏之倫歟？”蓋亦一時一派之見，久矣。夫論書多以右軍為宗，若後世書家有成者，得其一隅爾。一元為宗，未必盡然。而褚公於書史之傑出貢獻，義門“源遠末分”四字，頗得要領，正在融鑄古今，妙用右軍法而成唐人之書；或稱唐人闡釋右軍書運之銘石為當也。
次晨覺醒，念及昨跋未寫入者，起身飯罷，即補記之如右。 良楨
潘良楨
潘良楨先生，别號函三樓主，中國滄浪書社社員、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書法家協會理事，虹口區書法家協會首任主席。1947年生，上海市人。復旦大學哲學係畢業，先後執教華東政法學院、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硏究所。六歲學書，初規模唐宋名家，後學馮摹蘭亭。弱冠得識來楚生先生，乃上溯秦漢。負笈復旦而入王蘧常先生門下，獲識書道沉着痛快之理，遂搜羅古金石題刻、簡牘殘纸與法帖墨蹟，取其心儀之佳者力學不輟。數十年上下求索，硏求筆法，探其流變，其書以循寐叟、明两二翁相承之學脉，重新檢視新舊材料，再探如何鎔碑帖於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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