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1935年3月，蒋介石到四川和贵州，亲自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两省的国民党军，追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其实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带着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肯豪森将军等人到川黔考察，确定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减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东北的注意力，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事端，侵略淞沪。一个多月前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后，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指挥中央军与第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虽然比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求和。淞沪抗战最终以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上海停战协定》而结束。
蒋介石在对日妥协的同时，却从1931年开始，连续发动对苏区的五次“围剿”，不但损兵折将，还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财政和国防资源。如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为实行所谓的“堡垒战术”，国民党军在江西构筑碉堡5300余座，福建也达570余座，这些碉堡很快就成为了废墟。
国民党军修筑的碉堡
日本人却趁着中国内乱，不断加快侵华步伐，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先后爆发了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等比较有影响的战役，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调整内外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必要的抗日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有：
——确立国防领导体制。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曾设立军事委员会，1928年撤销，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3月1日恢复军事委员会，“捍御外侮，整理军事”。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日见猖獗，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但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国防委员会和法制、内政、教育等8个专门委员会平级，地位并不突出。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规定，国防会议的任务是整理全国国防，决定国防方针及外交政策，处理国防紧急事变，发布总动员令等。
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表明了国民党准备以武力对付日本扩张侵略的决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全国上下初步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是国民党政府加强国防决策机构的重要举措。
——整编全国陆军，扩建空军和海军。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政府统领下的军队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军事集团，除国民党中央军外，还有其他各地军阀统领的军队。北伐战争胜利，东北易帜，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曾进行过多次整军，都因军队山头林立，不服蒋介石削弱地方，扩充中央势力而收效甚微。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对原有庞大而混杂的军队加以整顿。蒋介石决定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着手整编国军。
1935年1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为避免刺激日本人，不在南京撤立相关机构，转而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整军事宜。
整军方案参照德国常备军模式，每个师设2旅4团，计划在3—4年时间里，依照国防需要和财政状况分期分批调整60个师约80万人，称为“调整师”，作为国防军的基干。1935年先编练6—10个师，1936年再编练16—20个师，1937年编练20—30个师，1938年底前将其余部队编完。
其他未编练的各师，再挑选60个进行整理，按照调整师编制，一律改为2旅4团制（后来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也按此编制），有余或不足者互相裁补，称为“整理师”，成为实际上的预备师。抗战全面爆发后，不管“调整”、“整理”与否，都拉到战场了。
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由于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两广事变”平息后，12月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军队又纷纷北调。这样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整军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原本计划调整的60个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了，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60个师的整军计划，实际仅完成一半。
第一批整编的军队数据
全面抗战爆发前，基本完成编练的这20个师，总兵力约30万人（含各军直属部队）。这些被称为“德械师”的劲旅，成为抗战初期唯一能与日军精锐部队抗衡的中国军队。
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加强特种兵建设，共编成装甲兵1个团、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铁道兵1个团、装甲汽车兵1个团、通信兵2个团、工兵2个团。中国国防工业薄弱，一切重要武器装备都靠国外进口，而且武器来自不同国家，类型不同，操纵各异，不利于技术的发挥，制约了特种兵的建设和发展。
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军队辖步兵师182个（含整编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其中第一线作战部队为步兵80个师及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及10个团。
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和海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早在1933年起，蒋介石就在美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拟定了空军三年计划，加快了中国空军建设步伐。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的粤系空军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倒戈，百余架飞机归并中央，国民政府终于统一了全国空军。
同年冬，为进一步增强空军建设，以蒋介石50寿辰为名，在全国掀起了“购机祝寿”运动，得到了海内外民众、华人华侨积极响应，所捐款项购得飞机68架。
通过各方努力，至1936年底，空军编成9个飞行大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有各类飞机66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346架，但能纳入正式作战编制的仅296架。这些飞机均采购自美国和意大利，老旧机型占比过半。机型先进且性能优良的只有美制寇蒂斯·霍克3、波音－281（波音Ｐ－26Ａ）等，其中霍克3战机仅百余架，面对强大的日本空军，抗战初期很快就拼光了。
装备美制霍克3战斗机的空军机队
海军方面，1934年海军部曾把一个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由于优先发展陆军和空军，海军1937年的经费只相当于陆军的1.8%。海军虽有3个舰队，舰艇120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除极少数舰艇较新（如“宁海”和“平海”两艘轻巡洋舰，分别于1932年和1937年入役），大多是旧式的，有的还是清朝时期的老古董（如3艘海容级防护巡洋舰，1889年入役），因此，海军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担任警备。尽管如此，海军主力在淞沪会战中也基本打光，之后只能采取游击炮战，布雷战，要塞战打击日军。
中国海军“平海号”轻巡洋舰
——制定国防规划，划分国防区域。
国民政府早在1932年就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具体确定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但由于受困于国力，还有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战备推进缓慢，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国民党内部才逐渐达成共识，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到抗日方面来了。
国民政府在《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甲案）》中提出：“为抵制强暴，使敌难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将全国形成为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在这种长期抵御、消耗战略的思想指导下，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其中第一道防卫区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并规定各区军队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进行作战的种种准备。
《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将全国划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和预备区4大区，抗战区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10省；警备区为：皖、赣、湘、桂4省；其余各省为绥靖区及预备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区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
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的基本意图是，北面将日军拒止于长城以北，东面拒止于平津以东，在沿海则防止日军登陆，并摧毁日租界内之日军根据地，利用时机反攻东北。至此，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已经基本拟定。
——确定战略大后方。
根据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实际，确定并建设战略大后方是中国抗战准备的一项重要任务。1935年3月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陪同下，秘密视察川、黔两省（对外宣称是来指挥“追剿”红军，以迷惑日本政府），指出川、黔、滇三省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决定把四川作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对于这一决策的制定，政府当局做出过许多努力，以此构成了中国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一）建立四川总根据地。根据当时中国地理情况，为有效地抵抗由东部及北部入侵的日军，建立大西南基地便是抗战必由之路。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一直在进行着分化、消灭盘踞西南地方军阀势力的工作。经过多年努力获得成功。这一成功客观上为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把重庆作为陪都，是早有预谋之举。
抗战时的重庆
1932年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已决定将沿海兵工厂陆续迁往内陆，1935年，又决定再向川黔转移。是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该迁移计划至抗战全面爆发尚未完成。
（二）把武汉建成国防作战中心。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935年4月起，当局便在武汉行营内特设“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先后由钱大钧、陈诚主持工作。在武汉周围周长100公里范围内建立了环形防御线，并对深入长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以及汉口租界内日方潜伏势力作出了“歼灭性的处理”计划。
（三）成立“京沪警备区”，管辖宁沪杭一带，张治中出任警备司令。其所属有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驻苏州河以北沿黄浦江地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驻苏州河南与浦东地区，开始了以宁沪为核心的抗战准备工作。
张治中专门主持制订了“京沪区”防御计划及其实施工作，具体拟定了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手段，消灭驻沪日军后封锁海岸，阻敌入侵的作战方案。以后又开展了5个师规模的演习，宁沪铁路沿线各站也进行了军运准备。中方还以增强保安总团的名义，暗中向上海市区增派了正规军部队，为以后中国方面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国防工事建设。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骤然加快，国民政府遂加紧国防建设，按照国防线与防区设想构筑国防工事。
当时的国防工事，根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工事则由轻易材料临时构筑。还有的只备置建筑材料，暂不动工。国防工事的构筑程度是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
修筑国防工事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建设全面提速，此年国防建设费也从每年的1400万元猛增到3000万元。至1937年3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已在江浙区、山东区鲁南阵地和河南区实际构筑工事3512个，其中江浙区即为2264个，约占65％。三道国防线：乍浦—嘉兴—平湖（乍平嘉线）、吴江—福山（吴福线）、无锡—澄江（锡澄线），均具相当规模。
锡澄线和吴福线示意图
国民政府几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备努力，及其在1936年国防计划中的设计，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这项战略意图已为以后的战争实际所验证。
——推行兵役法，实行军训。
以前，国民政府一直沿用自宋代以来实行的募兵制，1933年6月，公布了《兵役法》，但未立即实行，1936年3月才明令实行《兵役法》。同年5月，军政部加紧推行征兵制度，颁布《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兵役管区划分配定方案》等法规。从当年7月至12月共征集新兵5万余人，受到军事训练的壮丁达50余万，正在训练的约百万。为抗战储备了大量兵员。不过，新兵虽作战意志坚强，爱国热情高涨，但训练时间短，质量低，以至抗战初期，新兵伤亡太大，刚顶上去，就打光了。
实行《兵役法》，招募新兵
——加强经济建设，统一全国财政。
为了准备抗战，国民政府还力图加强经济建设，统一全国财政，改变中国财政经济的落后混乱局面，奠定长期抗战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中国抗日御侮，救亡求存的基本工作，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主要工作有：
（一）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决议设置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从事于建设方案的研讨及实际材料的收集。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较为明确地把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了起来。这个运动，使经济和国防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二）建设国防工业。1935年4月，将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委会领导，从制订防卫计划转变为从事实际建设，成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结果，资源委员会于1935年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投资2.7亿元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学等企业。1936年国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拨给资源委员会法币1000万元，使其计划得以正式实施。然而，到全面抗战爆发时，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仅为23个，重工业五年计划夭折。
（三）加强公路、铁路建设。为利于战时大量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国民党政府在交通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的成绩也较为显著。1934年修筑了西北之西兰、西汉公路，此后又扩及甘、晋、新、绥、川、滇等省。至全面抗战爆发，共筑新路11.1万公里，其中1/3以上已铺路面，全国公路网大致完成。
铁路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935年9月同蒲路通车，1936年陇海路由西安延到宝鸡，1936年7月苏嘉路完成；1937年夏浙赣路全线通车，粤汉路也南北接轨，西南、东南诸省交通彼此贯通。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由1927年的8000公里增至13000公里，其中1935年后完成的约2000公里。
此外，还修建了南京轮渡，钱塘江大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片，并惠泽至今。
（四）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敷作战之需要。
（五）推行公债整理案。1929年秋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1931年下半年波及中国，1931年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不景气，出口贸易锐减，也因日本侵华加剧，国土被占，关税收入年年减少，使得国民政府的巨大开支更加依靠公债的发行和直接借款。1934年伊始，发行“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1亿元，月息5厘，以关税为担保；1935年3月发行“民国二十四年金融公债”1亿元。加上发行的其他建设债券，国民政府每年举债3.11亿元，
为延长内债偿还期限，减轻政府负担，国民政府计1932年公债整理案后，1936年又来一个公债整理案。通过公债整理暂时弥补了财政上的亏空，挽救了财政上的总崩溃，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做了一定的准备。
尽管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抗日准备有许多弊端，如造成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等等，但它后来在支持抗日、服务战争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进行抗日准备的同时逐步调整外交战略，积极寻求外国援助。当时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做壁上观，真正感受到威胁的是苏联，国内联苏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后，国民政府也想进一步寻求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的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因为中苏两国均有所图，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希望落空。
在对日交涉中，国民政府也开始由过去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变得日趋强硬。尤其是国民党五大以后，1935年底至1936年底，在以调整中日关系为中心所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国民政府对日本提出的以“广田三原则”为核心的一系列无理要求，基本没有再作重大的让步。
侵占东北后，日本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
尽管国民政府做了大量抗战准备工作，但总的来讲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很多计划未能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有些方面在后来的抗战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不论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政策的执行上，当时的国民政府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伐。
日本侵占东北仅仅是其整个侵华计划的一个环节而已，尝到侵占东北甜头的日本人，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而华北所蕴藏的煤炭、铁矿资源比东北更为丰富。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战后有这样的回顾：“关东军对华北问题有兴趣，不仅在军事方面……实现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只靠满洲充分不充分呢？满铁调查部的报告认为：不充分。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
由于有了中国资源的加持，日本加快了抗军备战的步伐，重工业发展迅速，钢产量由1929年的203万吨，提高到1936年的552万吨，年均增长24.5%；而同期中国仅为14万吨（未含伪满洲国钢产量），差距巨大。
据中原茂敏的《大东亚补给战》一书披露，1931年日本每年仅能生产10辆坦克，而到了1936年，其生产能力已经扩大到350辆。其他武器生产能力也在1936年得到极大增长：步枪增长6倍，计2.5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1931年至1937年新建驱逐舰15艘，航空母舰2艘和一批辅助舰艇。日本人在1931年之后的军事准备，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用现在常用的一句话说，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中国军队的规模可以说与日本军队不相上下，但1937年时的日军，比1931年要强大得多，无论是兵员素质、武器装备，还是战争动员等方面，中日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由于国民党多年来的退让，日本已经侵占了东北、热河、冀东、内蒙古，破坏了中国在平津、山东、上海，甚至在福建和海南岛的防御。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建设，一直被日本的军备整顿和对中国的蚕食远远甩在后面。
以海军为例。日本海军1937年6月底有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主要作战舰艇有：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一等驱逐舰76艘，水上飞机母舰2艘、潜水母舰3艘等，舰龄较新的主要作战舰艇占60%。而中国海军各类舰艇才120艘，绝大部分为艇（500吨以上才能称为舰），总吨位仅6万吨左右，差距近20倍。且老旧舰艇占大多数，基本没有在建和在购舰艇。
强大的日本航母战斗群
日本没有空军这一军种，飞机分属海军和陆军。1937年日本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共拥有各种飞机2625架，4倍于中国空军，如果只计作战飞机，则7倍于中国空军。战时日本陆、海军飞机数量不断扩充，技术性能不断更新换代，并且能够自产。反观中国空军，全部依赖进口，甚至绝大部分零件都无法自产，完全处于劣势。
日本轰炸机群
1937年春，日本凭借其军事优势，在平津地区及北宁（北平至沈阳）线不断增加兵力，扩充军事设施，在北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进行频繁的实战演习。
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
难怪6月28日在大连举行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和驻朝鲜总督府等有关头面人物参加的侵华战争会议上，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底气十足地叫嚣：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
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6月30日，近卫文磨受命组阁，暂时缓和了日本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后，继续加强战争体制，普遍认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征服整个中国的目的。
此时，在日本首都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盛传着一个谣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当这个夜晚到来时，谣言果然成了事实。
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卢沟桥事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起点，也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