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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第983篇）
1938年10月27日，日军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全部沦陷，这场持续四个半月的大会战，以日军控制武汉这一战略要地，中国军队弃守退却而结束。然而，日军虽然在1938年底连续攻占了华中和华南的两座最大城市武汉和广州，但是并未达到让中国人屈服的目标。
图1. 电影《南京！南京！》末尾的那场日军祭祀，注意背景中拉起的十多面白旗中，写有在侵华战场华东方面作战的日军师团番号，这些师团大部分都参加了接下来的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长沙会战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幅员广阔，大半地区和人口尚未沦陷，全国抗战热情高涨，民心可用；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当时的世界大国之中，除德国已经与日本眉来眼去，撤离对中国的援助外，其他强国态度则是外冷里热。苏联一直以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抗日本，英美盎撒人联盟虽暂时无法直接出手，却也不能容忍日本吞下整个中国这块肥肉，酿成一场那什么祸。对西方集团而言，用中国人的血拖住日本人的腿脚不枉为一桩划算的买卖，跟现在那个什么冲突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形势远未到山穷水尽之地步。
图2.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德国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绘制了一幅油画，然后作为国礼赠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在画面上，代表欧洲各国的保护神们各自手持兵刃，担忧地望向远方升腾而起的佛祖——代表东方世界
在占领武汉后，日军为确保长江航道安全，截断浙赣铁路（杭州—株洲）交通，决定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调集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第6师团、第116师团各一部，炮兵7个联队又1个大队（火炮170门）、战车1个联队又1个大队（战车135辆）等部共7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向南昌发起进攻。
在派往中国战场的日军步兵师团中，普遍配置了主要由九四式轻装甲车组成的'骑兵战车中队'。中队编制118人，配备6-10辆九四式轻装甲车，主要执行突前侦察或火力突击任务。一般来说，每个师团的师团长可以支配这些战车中队，也可以集中使用，但一般都用于步兵支援。
图3. 九四式轻装甲车是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的主力装甲单位，总产量仅800余辆，普遍以独立轻装甲车中队的编制配属给师团一级的战术单元，遂行突击火力侦查和协助步兵突破等任务，每个侵华日军师团基本都配属了一支独立轻装甲车中队
图4.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时期，有两个独立轻装甲车中队支援，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留下的，注意中华门上的四个大字“誓复国仇”
图5. 九四轻装及其战车兵的画作，这里出现的是大负重轮的后期型，乘员仍为两人，但是过窄的履带使得其越野能力有限，且容易被炸断
图7. 诺门坎战役结束后，苏军在检查缴获的九四轻装，注意弯腰观看装甲车内部结构的那名苏军手持一具摄像机，身份应该是战地记者一类，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九四轻装的尺寸，显然不太适合身材较为高大的欧洲人
然而，冈村宁次为了快速取胜，不但将更多的炮兵武器加强给步兵师团，还特意将所有配属的坦克部队临时组建成战车集团，下辖战车第5大队、战车第7联队、独立轻战车第9中队等多支部队。这其中战车第5大队实际上就是战车第5联队“临时”派遣到中国参战时的马甲，编制和兵器基本是一样的，当时装备八九式中战车38辆、九四式轻装甲车22辆。战车第7联队则是1938年7月18日由在南京附近担任警备的战车第1大队奉命改编而成，装备八九式中战车38辆，九四式轻装甲车20辆。独立轻战车第9中队装备九四式轻装甲车17辆，合计共135辆。这支部队由原战车第5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大佐统一指挥，故按照日军惯例也称为“石井部队”。
为避免坦克缺乏步兵协同无法独立作战，冈村宁次又以装甲汽车装载一个步兵大队协同作战，同时还有工兵和其它兵种一同行动。工兵部队将加强架桥工作的演练，务必保障战车部队第一时间渡过修水河。战车集团也反复进行了演练，以适应脱离大部队单独突进100多公里的实战。
中国军队方面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总指挥，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以南浔沿线赣北地区为重点战场，部署重兵固守阵地，阻止敌人的攻击。
图8. 抗日名将薛岳（1896-1998）
图9. 抗日名将罗卓英（1896-1961），不过其在远征军时期的表现拉了低分
图10. 南昌会战示意图，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位于南昌西北方向的第49军位置，本文中的这场小战斗就发生在此地
图11. 1939年2月26日，渡过修水河后，向南昌行军的日军战车部队，前景显然是一辆八九式中战车，有意思的是战车炮被拆卸了？
1939年2月中旬，日军各部逐渐向江西的德安、湖口等地集中。
3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于3月15日先发制人向赣北日军反攻。但第九战区以补给困难为由，请求展期。
3月17日，日军左翼第116师团一部，由星子攻击吴城镇至涂家埠阵地，强渡修水，中国军队打响了南昌保卫战。
3月20日晚，在近300门轻重火炮进行了2小时炮火准备后，担任主攻的第106和第101师团从永修、张公渡间强渡修水河。这一次的炮火准备是日军侵华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几乎彻底摧毁了守军精心构筑三个月的阵地。
图12. 日军战车部队渡河照片
在突破修水中国军队防线后，猛攻凤栖山制高点，中国军队凭借即设工事拼命抵抗。在凤栖山主阵地失守后，日军用炮火猛轰二线的魏家营阵地，用战车掩护步兵发起冲击。
根据部分资料记载，21日当天投入这场战斗的战车是森田部队（第36旅团独立战车第1大队）的松本轻战车中队。其中一辆九四式轻装甲车在突破中国军队设置有铁丝网的堑壕阵地时，忽然发生大爆炸（日军认为是地雷），左侧履带被炸开，车体腾空两米而后落下。
这时，周围的中国士兵纷纷呐喊着扑向日军坦克和随行的日军步兵，随行日本步兵猝不及防，由于中国军队的动作迅猛，人数众多，日军眼看就要面临被围歼的下场。
就在此时，刚才那辆九四轻装的炮塔和前射机枪射口忽然喷出火焰，那是没有死透的两名战车兵操纵武器猛烈射击冲锋的中国军队，瞬间吸引了国军的注意力，随行的日军步兵则乘机逃回出发阵地。
于是，剩下的中国军队围住这辆日军装甲车猛烈攻击。
车内的日军战车兵奋力顽抗，远处的日军可以听到他们用手枪从战车侧面的开口射击的声音。最后，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一切归于沉寂。
等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经过激烈战斗重新占领中国军队阵地后，他们发现这辆九四式轻装甲车已经被彻底摧毁，中国士兵撬开了装甲车的顶部舱盖，向里面投入了手榴弹，车长川村和驾驶员中村二人被击毙在车中。
在这辆九四轻装的周围，共有十二具中国士兵的遗体。
图13. 画作：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斗，这里出现的14名士兵都是中国军人，他们反而成为这幅画作真正的主角，注意部分战士的上衣后方带有帽兜，根据考证，这些军人应该都是国民政府陆军第49军105师315旅629团的战士
日本人根据松本中队的记录，在若干年后创作了一幅画作，名为《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斗》，在画面右方是一辆履带被炸断的九四轻装，显然已经无法动弹，车身通体带有三色涂装，炮塔指向右方射击，车体上的前向机枪也在射击，显然是川村和中村两人各自在操纵一挺机枪疯狂抵抗。
车体四周可以看到14名身着浅蓝色军服，头戴护耳外翻的棉质军帽的国军士兵。大致分为前方和右侧两个方向，在围攻川村的装甲车。
前方的8名战士有两人已经中弹倒地，其中一人背后背着带有红色飘带的大刀，这是为弥补近战不足而配备的冷兵器。一名手持已经驳接枪套的盒子炮（驳壳枪），腰间可见皮质子弹带的低级军官恰好中弹，武器脱手。画面下方三名匍匐的战士里，中间一位手握德式木柄手榴弹，正准备投掷。
图14. 抗战中的东北军部队，注意为冬季防寒而准备的带护耳的军帽，以及全服武装时携带的子弹袋和手榴弹、军用水壶等，这张照片的形象跟画作中的东北军比较接近，属于装备比较好的部队
在战车右侧，至少有六名中国士兵正在奔跑冲锋而来，跑在最前面的三人已经中弹即将倒地。
画作中出现的14个士兵全部是中国军人形象，其中13人都在朝着装甲车的方向死战不退，仅最下方一人坐姿居中，右手仍紧握长枪，眼睛望向敌方战车，似在躲避机枪扫射。
有意思的是，原本这幅画作意图表现的主角——车长川村和驾驶员中村，因为在装甲车里面而不见真容，反而是这14名中国军人成为最生动的主角。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到这些普通战士的姓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考证一下这支部队的由来和他们的代表人物。
图15.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合影，张的东北军军服仍有北洋系的影子，杨的西北军已经换装德式军帽和中山装式样的军服
图16. 画作：西安事变中的张杨二人
图17. 易帜后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此时帽徽已经更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易帜前则使用北洋系的五色五角星
坚守魏家营阵地的是第49军第105师315旅，这是一支东北军部队，前身曾是张学良的行营卫队。1933年2月，张学良将其行营卫队(原陆军暂编第61团)扩编为独立第105师，张学良自任师长，刘多荃任副师长。该师为甲种师，下辖3个旅，每旅辖3个团，另建有骑兵团。
值得一提的是，刘多荃能作为张学良卫队的实际指挥者，自然深得张的信任，因此在西安事变中，刘多荃是捉蒋的实际执行人。既如此，事变后的东北军在接受补充和补给时能遭遇怎样的白眼，就不好揣测了。
图18. 影视作品中的东北军形象，此时大盖帽上仍使用五色五角星，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代表汉族的红色尖角朝上，到伪满洲国时期仍使用五色五角徽，但替换为代表满族的黄色尖角朝上
图19. 伪满洲国军的日式军服，注意帽徽的细微差异，中间的任务形象是溥仪
西安事变后，独立第105师加上独立第109师扩编为陆军第49军，刘多荃升任军长。但是，东北军从此被分散到各个战区，再也未能作为一个体系作战。
要说东北军的抗战征程也是异常艰辛困苦，许多东北军军人从关外就开始参加抗战，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第105师为例，就先后参加了1933年长城抗战、1937年津浦路战役、淞沪会战、1938年武汉会战、1939年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从冰天雪地一直打到南国山岭。
淞沪会战后，第109师损失惨重，第49军在武汉多方打点活动，终于求得以几乎徒手的预备第5师补充第109师。但在这次补充后，第109师的各级军官基本都被替换，以至于49军根本指挥不动，后来更是将第109师调出，此为后话不表。但是战士越打越少，装备得不到补充，编制被或取消或整编，以至于抗战中后期的各地方武装普遍失去了积极抗战的动力。
其实，即便是在南昌会战中，刘多荃的第49军也被认为是战斗力比较弱的杂牌军，在部队出现比较大伤亡后，发生了溃败。
图20. 训练中的东北军军人，可见其带有外翻护耳的冬季军帽，和下摆较长便于遮风的上衣设计，与画作中的军服较为接近。此外，画作中的军服上衣带有帽兜设计，这在冬季严寒天气显然很管用，但东北军军服中未必是普遍装备，而可能是少数精锐部队的特供品，不过驻防在关外的日本关东军却普遍装备带有防风帽兜的大衣
1939年3月20日下午4时30分，日炮兵群集结230多门轻重火炮，在澄田赉四郎(留学法国军校的日军炮兵天才之一)的指挥下向修水南岸猛烈轰击，中国守军前沿阵地多被摧毁。
19时20分，日军炮群向第105师、第76师、第142师阵地发射近万枚红一号毒气筒和5000发毒气弹，3000发烟幕弹。参战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孟久大佐在其所著《十加部队的变迁》中写到：“3月21日拂晓是阴天，有约3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进行试射、 校正射效，以后转入炮火准备后，140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最后发射特种弹(毒气弹)，亲眼目睹了浓浓的红云渗透至敌阵的情景。结束炮火准备后， 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
时任49军105师辎重兵营长杨佐周回忆到：“敌人突然以猛烈炮火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军是参加过淞沪激战的部队，但此刻的炮火密度，比上海抗战苏州河激战的炮火，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恨的是炮弹中还夹杂了大量毒气弹。我方由于没有火炮，根本无法还击。当时315旅的官兵回忆，修河对岸日军80多门火炮肉眼都能看到，就这样放在明处射击。我军如果能有一个营的兵力突到对岸，就可以将80多门火炮全部摧毁。但在当时，我军根本不可能渡河成功。315旅630团遭遇日军炮火猛烈轰击以后，却看不见日军步兵的影子，完全干等挨打无法还手。我49军只有几门日式山炮，由于缺乏弹药，补充困难，基本都放在后方，不能使用。”
图21. 头戴防毒面具的日本兵，日军曾多次在侵华战场使用毒气弹，尤以南昌会战此次为甚
19时30分，松浦淳六郎指挥的步兵第106师团佩戴防毒面具，从永修以西的艾城、虬津，在火力掩护下一齐进行强渡，当时国军防线基本全部被摧毁，但幸存的守军仍然用轻武器的猛烈射击，造成日军相当的伤亡。至21日早上7时40分，第106师团全部渡过了雨后涨 水宽约300米、流速每秒约2米的修水河。
第106师团当面的守军是中央军79军王凌云的76师和东北军刘多荃49军王铁汉105师，虽受日军重炮和毒气弹攻击，阵地一度被突破，但仍毅然反击。其中315旅就在其旅长指挥下，以629团实施了反击。
有意思的是，网上流传颇广的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315旅旅长是赵镇藩，曾在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担任边防独立第七旅参谋长，并且还是他最早报告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然而，检索赵的简历即可知，赵于1937年6月任第49军109师325旅旅长，1938年任第53军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53军116师师长，并未有315旅任职的经历。
图22. 赵镇藩（1902-1967），南昌会战时任第53军参谋长
实际上，时任315旅旅长的是另外一位东北人卢广伟少将，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后被任命为第49军315旅上校副旅长，1938年6月因参加武汉会战有战功，擢升少将旅长。当时该旅辗转南北，尚余3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卢广伟参加抗战以来悍不畏死，已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中两度负伤。
五谷岭属于修水南岸唯一的制高点，是105师的防务中枢。据守五谷岭的315旅630团1营官兵由于缺乏防毒设备，自少校营长刘纯仁以下几乎全部殉国，前沿阵地被日军攻占。
杨佐周回忆：“630团被日军轰击了2个小时，却无法还手，阵地被摧毁一半，通讯也被破坏，守军士气极为低落。于禬源团长上任不久，非常焦躁。他对死守到什么时候，挨打到什么程度，牺牲换的什么代价，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完全不考虑。在伤亡惨重下，他居然被日军飞机重炮吓破了胆，以毒气中毒为理由把指挥权交给副团长，自己回后方要求支援。这样该团失去有效指挥，在日军进攻前伤亡一半，另有一部自发溃散，最终日军步兵攻打过来的时候，该团只剩一小半人还在坚持作战，阵地很快丢失。”
卢广伟接到630团团附赵本初打来的电话，告知五谷岭阵地失守的消息后，深感责任重大，倍感耻辱。
图23. 王铁汉（1905-1995），南昌会战时任第49军105师师长
21日凌晨两点，卢广伟主动向105师师长王铁汉请命亲率629团增援五谷岭，趁日军立足未稳击退敌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从事”。经请示战区司令部，最终决定由卢广伟率629团和友军76师的一个团前去夺回五谷岭阵地。
然而等到部队出击时，76师的那个团不知去向。卢广伟无奈，只好带着629团自行出发。夜色漆黑，阴雨绵绵，卢广伟和629团团长于泽霖率领全团将士趁着暗夜摸上五谷岭，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日军短兵相接，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击退日军。
据105师辎重营营长杨佐周在《修水抗战纪要》中回忆：“卢广伟、于泽霖奋勇督战，趁暗夜敌机不能活动，越接近敌人，敌炮越失作用的机会，居然攻上了五谷岭，其第一线阵地已经接近原阵地的边缘。”
卢广伟立即指挥将士抢筑防御工事，联系左右两翼的友军，但皆无音讯。爷爷对于泽霖团长说：“看来，我们只能孤军作战了。”
图24. 南昌会战时期，一辆日军八九中战正在通过一处临时加强的桥梁
21日天色刚明，日军集中1个步兵联队和战车20辆，对五谷岭阵地发起反扑，投入反攻的战车正是森田部队的松本轻战车中队。即使是豆战车，仅靠国军装备的捷克式7.7毫米机枪也无法击穿其甲板。面对日军装甲车的冲击，卢广伟亲临前沿指挥，组织敢死队员，用成束的手榴弹炸毁一辆已突破我方堑壕的日军轻战车履带，然后用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向里面投入手榴弹，将车长和驾驶员击毙。战报记载，卢广伟率第629团将士与日军鏖战三小时，毙敌数十人，击毁战车一辆。
杨佐周在《修水抗战纪要》中回忆说，夺取五谷岭战斗中，“卢广伟原以第630团失去阵地，关系重大，引以为耻……所以他督战反攻，曾抱有不顾一切、誓死夺回的决心。今功败垂成，两团俱垮，顿足捶胸，不下战场，还是左右把他拉下来的”。
图25. 日军占领南昌后，在南昌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前的交接仪式
在2015年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意外发现的卢广伟将军自传中，也这样回忆说：“民国28年间（1939年），余任旅长时，率军抗敌于江西修水之南岸，右翼友军为敌击破，皆已后撤，余乃率部坚守阵地，与敌搏斗，艰苦支持达廿一日，余旅官兵三千余人，最后余存者不过十之一。其间所经战斗十八次，昼夜未曾休息者四次，两昼夜未进饮食者一次，一昼夜未进饮食者三次，一昼夜仅进食一餐者盖属常事。
余之所以如此者，一以未奉后撤命令，不愿放弃守土以求自全;一则亦不忍以寸土资敌，致丧我革命军人之荣誉，而贻国家民族之羞。”
修河一役，第315旅损失惨重，三千多人的部队仅存三百余人，失去建制。日军两个师团及战车集团突破修水河防线后，迅速以战车部队主导推进，至3月27日，南昌被日军攻占。
图26. 谭飞程所著《赣北兵燹》专门介绍了南昌会战，考证细致，值得入手
卢广伟离开了他的老部队，担任第19集团军少将参议，后转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游击政训班少将副主任。1941年9月27日，提任陆军骑兵第8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骑兵第8师奉命迎敌。5月5日上午10时许，骑八师指挥部被日军3架飞机空投炸弹击中，卢广伟少将与其他6名官兵殉国。
国民政府档案对此事记载如下：
“5月5日上午八时许，先生于战地指挥司令部电话频传、指挥布置之际，突遭敌机临空投弹，伤及先生头部、脸部及腿部……
适抬赴阜医治途中，卒以时值溽暑流血过多而与世长辞……盖先生生性耿直，毕生誓志报国，抗战数年，均以未能死身报国为憾，及此马革裹尸似如愿以偿，故其遗容犹作笑貌。呜呼壮哉!”
卢广伟阵亡时，年仅41岁。
图27. 卢广伟（1903-1944）
图28. 何柱国（1897-1985），广西人，东北军将领
战后，骑八师师长马步康将卢广伟和100多名阵亡战士的遗体，全部运回驻地，安葬在骑八师西马店烈士陵园，墓碑上刻有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将军亲笔书写的挽联：“青山埋忠骨，碧血化长虹”。
如今他的墓地，依然矗立在皖北的大地上。
据利辛县文化旅游体育局2021年7月22日文，马店烈士墓位于利辛县马店镇青年村南马庄西南地，占地面积25平方米，现存有卢广伟烈士墓一座。墓前立一石碑，正面刻有原国民党骑兵第八师师长马步康亲笔题写的碑文，上方横披四个大字“浩气长存”，碑的右上方刻有“陆军骑兵第八师抗战殉职烈士墓碑记”，正文记载该师抗日作战事迹，左下侧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立（即1945年3月29日）。
图29. 青年时期的卢广伟
据当地村民回忆，另有一块碑刻有死难烈士的名单，但已丢失。起初，骑八师买下农民马如西三亩许田地建陵园，四周建有一米多高的围墙，修有园门，植有松柏，还立了一个高约十米的纪念塔，入园烈士总计有两百余人。每个抗日阵亡烈士坟前用砖刻名纪念。解放初期陵园被毁，只存该师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卢广伟将军的坟一座，到1958年，该坟也被平。
卢广伟，男，字济吾，满族人，1903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通远堡乡二道坊村，年轻时加入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团长、旅长等职，参加过淞沪战役、武汉会战、修水战役、长沙保卫战等对日作战，生前担任国民党陆军骑兵第八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曾长时间驻扎在利辛县展沟镇、马店孜镇一带。1944年5月，在阻击日寇进犯阜阳的作战中，遭敌机轰炸，壮烈殉国。
图30、31. 关于卢广伟的纪录片和书籍
1980年后，利辛县委统战部指示马店区委恢复烈士墓，将丢弃的烈士墓碑重新找回竖起，四旁植上松柏，即为现在的卢广伟烈士墓。
2004年，利辛县人民政府公布该墓为“利辛县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利辛县委、县政府批转县地方志办公室的报告建议，要求县民政局对该墓重新修葺。
2015年4月，亳州市人民政府公布该墓为“亳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4月，被列入安徽省首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后记：在整理资料时，遗憾地没能找到森田部队松本轻战车中队的更多资料，步兵第36旅团属于第6师团，而击溃49军防线的是第106师团，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尚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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