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重庆谈判并没有解决蒋介石最关注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还让中共在谈判中占据了政治舆论的优势,那么,蒋介石想过“掀桌子悔棋”吗?
这两个问题,亦有关联性。蒋介石“悔棋”的念头越重,毛主席的处境就越不安全。主席在重庆43天,蒋介石的“念头”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它是动态的。而影响这个“念头”的,不仅有谈判桌前的进展,还有场外的因素。蒋介石不想谈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因为对和谈采取积极态度的往往应该是实力较弱的一方。抗战胜利,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声望都如日中天,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中苏条约一签,民国丢了外蒙古,但解决了东北和新疆问题,还换来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剿共”剿了十几年的蒋介石,这时候放弃武力,启动和谈,确实“不划算”。但这场三国四方博弈的“游戏规则”是美苏制定的,蒋介石不得不主动落下第一“子”: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第一封电报的发出时间,8月14日,也是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条约的日期。中国人都知道“三顾茅庐”,这一般代表着邀请方的最大诚意,如果还不行,不太可能会有第四次。蒋介石这步“先手”可谓可进可退。共产党不来谈,那正合他意,反正美苏那里能“交差”了,道德高地也占领了,武力围剿没有了牵绊。共产党来谈,那就逼迫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怎么说蒋介石都有“主场”优势。“退”是下策,“没有和平诚意”这个舆论导向与中共的发展逻辑相悖。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在1944年就向毛主席提出了和谈的设想,斯大林又在蒋介石“三电邀请”的时候,两次致电毛主席希望其赴重庆,由美苏担保主席的安全。中策是周恩来带队赴重庆谈判,美苏那里勉强能应付过去,但显然还是会在政治舆论上处于下风。毛主席选择了“进”,政治上这是上策,但在个人安危层面是个“下策”。安全问题,不能轻信蒋介石,也不能完全依赖美苏,主席很清楚地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8月25日,也就是主席答复电蒋介石接受邀请的第二天,他和即将回太行山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时说:“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临行前,主席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仅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增补陈云和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主席和周恩来缺席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决策机制。这些谈话和安排,后来直接影响到了重庆谈判期间的两件“场外”大事:上党战役和挺进东北。军事上,主要就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这是焦点中的焦点。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没有直接上谈判桌,但他们在重庆的11次会谈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军队和解放区,可见,谈判桌前已经争执不下。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共在重庆谈判时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指的就是军事问题。一开始,赫尔利提出过一个方案,国共军队数量为四比一,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有262个师,那中共军队数量应该是65个师。但中共从一开始就把数量降为48个师,后来又按照六比一(即总数的七分之一)计算,降为43个师。电视剧《大决战》
而国民党“咬定”的是12个师,谈判过程中增加到16个,最后在赫尔利的斡旋下达到了蒋介石认为“不能再加”的20个师。最后中共又做出了重大让步,表示愿意缩编至24个师,这就和20的差距不大了。军队是数量问题,所以还能谈,但解放区成了“有无”问题,于是就没能谈出结果。中共的诚意是让出南方的解放区,而对于北方解放区,也先后提出过四种方案,但国民党一律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由加以拒绝。最后就是政治上的焦点,中共提出应该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因为现在的国大代表是抗战前选出的,任期为六年,已经失去了代表资格。但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这些代表的资格有效。这又是一个“有无”问题,要么重选,要么不选,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也没谈出结果。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共43天。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谈判桌外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波动着国共双方的谈判心态。
重庆谈判开启后的第二天,8月30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的曾克林部与苏军配合,攻克了日伪军把守的山海关。9月4日,曾克林部接管锦州。9月14日,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飞抵延安,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随后做出了“向北推进,向南发展”的重要决策。17日,主席复电表示同意。19日,刘少奇发出了党内指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这一系列高效行动,让蒋介石的压力倍增。东北问题虽然签订在中苏条约之中,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关系更是变化莫测。苏军对中共部队的“睁一眼闭一眼”,让蒋介石感到不安,这个时候他是绝不敢“掀桌子”的,因为这无疑会得罪苏联,并将其推向中共一边。其次是上党战役,发生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对阵双方是中共的刘邓大军和国民党的阎锡山部。上党地区以西,就是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平汉铁路。国民党往东北运兵,虽然美国提供了规模空前的海、空运输支持,但最终还是要靠陆路,而平汉铁路就是关键。刘邓在上党战役完胜,不仅让谈判桌前不认可中共“硬实力”的国民党很尴尬,更让东北的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主席讲的“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如果说上述两件事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掀桌子悔棋”的念头,那另两件事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第一件事,是9月30日的昆明事件,杜聿明在五华山成功兵变,“云南王”龙云不得不于10月4日飞抵重庆,在国民政府里任了一个闲职。军事手段解决了云南问题,是个“成功案例”,这对正在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蒋介石来说,会在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另一件事,是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开了挺长时间,但因为美苏对立,最终未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重庆谈判是三国四方的博弈,如果美苏翻脸,那站在美国一方的国民党,自然也可以和中共“掀桌子”了。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动过“审治”主席的念头。这个念头发生的时间,基本上和上述两起事件同步。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简言之,这段话是蒋介石在给自己“鼓气”:即便得罪苏联,丢失新疆和东北的利益,又如何?只要办了“此事”(审治),那也是划算的。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问题,蒋介石的“念头”是个大威胁,但也有不少小威胁,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再加上抗战刚结束时的重庆治安很不好,到处是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所以国共双方都要力保主席不能出“意外”。
中共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处是曾家岩50号,也就是“周公馆”,那里是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另一处在红岩村,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俗称“八办”。周公馆
因为“周公馆”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周恩来为毛主席确定的住所是红岩村。但红岩村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于是,张治中让出了自己官邸:上清寺桂园,作为主席白天的会客和休息场所。第一位是龙飞虎,任中共代表团总务处主任,也就是保卫工作的负责人。龙飞虎长征时就在红三军团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他是中央直属队第一大队队长。第二位是陈龙,原是东北军旧军官,入党后赴苏联留学,还在“格别乌”(克格勃前身)受训。他原名刘汉兴,但从事秘密工作需要改名,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谭秋就帮他取名为陈龙。都姓陈,然后一潭一龙。第三位是颜太龙,他从1936年起,一直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重庆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官长。中共这边是“三龙”,国民党方面负责桂园保卫工作的是宪兵司令部特务营四连警卫班。桂园
这也是周恩来的细心安排。张治中原本建议用他的政治部警卫营,大多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忠诚度可以有保障。但周恩来觉得政治部不一定能约束管理混乱的散兵游勇,所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安排宪兵负责保卫工作。桂园官邸的总负责人是朱友学,他也是“八办”的保卫人员,国民党宪兵警卫班归朱友学指挥。警卫班除了守卫桂园,还有两名宪兵担任毛主席外出时的随车警卫工作。就在重庆谈判临近结束之际,10月8日晚,“八办 ”的工作人员李少石在重庆街头被枪杀。消息传来,国共双方都骤然陷入了紧张。中共方面,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安全问题亮起了“警灯”,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担心某个派系的妄动,而使国民政府陷入舆论的漩涡。李少石的身份也很特殊,他是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而且身型与周恩来相仿。他的夫人廖梦醒是宋庆龄在保盟的秘书,岳父廖仲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20年前在广州遇刺身亡。李少石与廖梦醒
事发当晚毛主席正在参加张治中举行的欢送晚宴。真相未明之际,大家都建议主席暂住城内的桂园,但主席镇定自若,依然坚持回红岩村。周恩来联系了宪兵司令部,安排了高规格的警卫行动,以确保主席的回程安全。国民党方面也不敢怠慢,连夜调查突审,在9日凌晨2点半还原了事件真相。8日下午,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访问周恩来,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因为要赴宴,就安排李少石送柳亚子回家。开车的叫熊国华,是“八办”新近的外聘司机。送完柳亚子的回程途中,车辆不慎撞伤了正在城内搬运军服的一名国民党士兵。见车辆并未停下,国民党一位班长鸣枪制止,结果击中车身,子弹从后备箱射入,受阻于后座弹簧时弹头破裂成碎片,并对李少石造成了致命伤。10月11日,中共方面在小龙坎举行了李少石的安葬仪式。主席在离开重庆登机前,写下“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重庆谈判在有惊无险中结束了,蒋介石最终也只能“落子无悔”。主席返回延安的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