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素真
1935年的樊粹庭先生
今年二月二日，是我们豫剧的剧作家、戏曲教育家和活动家樊粹庭先生八十诞辰的纪念日。樊先生一生致力于豫剧事业，功绩昭著，他是豫剧改革史上的一位大功臣。从1934年底到1942年秋，我有幸同他共同合作了八年之久，是他帮我开阔了艺术眼界，是他为我写了许多剧本，是他在艺术上帮我总结提高，在我的艺术成长过程中，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因此，我了解樊先生的为人，钦佩他的才华，懂得他的价值和他在整个豫剧发展史的位置。每次回想起和樊先生合作八年的岁月，就像昨天刚刚过去的事情一样……
1930年，我在开封永乐舞台吃了倒彩以后，退缩在杞县搭班跑野台，刻苦“修行”了整整四个年头。1934年8月重返开封，还是在永乐舞台，还是演的《反长安》，结果一炮打响，轰动了整个古城，不到一月时间我主演了豫剧旦行中的“四大征”戏：《老征东》、《樊梨花征西》、《姚刚征南》、《燕王征北》以及《刀劈杨藩》、《大祭桩》、《双燕公主》、《对松关》、《三上轿》等戏，真唱红了，观众称我是“河南梅兰芳”。这有清末秀才邹少和先生著的《豫剧考略》为佐证。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梅兰芳是何许人也，只知道是好的意思。
尽管我成了豫剧名角，可是我们演出条件很差，艺术质量和其他剧种相比，也有差距。我们演出的永乐舞台搭的是席棚，一下雨就停演。台下是排排长凳，前面横条木板放茶水、水果等吃食。票分三等：中间是男座票，西边是女座票，男女不得混坐，东边是站签。豫剧当时的观众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苦力的，所谓上流人物是从不看“土梆儿戏”的，怕失了身份。一进戏院，你看吧，沏茶的、打手巾把的、卖零食的，在过道上来来往往，那个乱劲儿就跟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差不多。
这年快入冬时节，我突然发现一位穿西装革履的观众，坐在市民、小贩中间看戏，几乎天天来，尤其日场戏，他几乎不卯。他那身打扮，说句玩笑话，那真是羊群里跑出个驴，显眼得很咧。我当时很奇怪，自我演戏以来，破席棚的剧场里，就几乎没有见过衣帽整齐的观众，更说不上穿西服的人啦，他会是谁呢？事后问起别人，才知道他叫樊郁，字粹庭，二十九岁，河南大学毕业，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以后，无论谁都称其为“樊主任”就是来源于此）。以后我在台上也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我见他看戏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在本子上记什么，从没见他鼓掌叫好。简直是个怪人。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西装革履的特殊观众，对豫剧这个剧种进行了大力改革，对我以后的艺术事业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切又是在极短的时间，魔术般的完成的。
樊郁下海干戏了！他辞去了教育厅主任的职务，顶着社会上的一切朔风逆流，包括他亲生父亲在内，毅然决然地接管了永乐舞台。后来我曾问过樊先生：你当时下海干戏的劲儿为什么那么大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天才，我的才华只有借助这个天才才能得以充分的施展。这位天才就是你。”
一场改革开始了。樊先生把接管过来的剧团起名“豫声戏剧学社”，后来就叫“豫声剧院”，召集了四方英贤，像张子林、赵义庭、刘朝福、玫瑰花、田岫玲、黄儒秀、刘岱云、陈玉亭等，都在其内。樊郁先生把我们组织起来，到财神庙学校上课，学习礼貌。学了二十二天，再一回到永乐舞台一看，让人大吃一惊：破旧的席棚不见了，凭空出来了个漂亮的豫声新戏院。舞台装饰得很艺术，原来乐队伴奏在舞台正中，这回改在舞台的左侧，并且用纱罩遮着，台上就不那么杂乱了。现在，乐队仍沿用这一改革。监场人员一律身着蓝色红边的衣服，很有气派。后台也变了样，还专门为我修了一间洁净的化妆室。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看见这么好的院子。
樊先生的主要改革是建立前场、后场的规章制度。上场不许说笑话、笑场，不许饮场。下场不入后台不许松架子，不许吐痰。后场不许打闹，不许讲下流笑话，不许赤膊、衣帽不整，不许带亲友进后台，不许敬神烧香，不许讲旧戏行话，不许误场……这么多个“不许”真气了不小的作用，旧剧团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几天就不见了，我从心眼里拥护樊先生的这场大改造，因为我平常也最看不惯这些玩意儿。
但是，凭几条制度，改造艺人们多年的积习，谈何容易。别看樊先生个子小，尖嘴瘦腮的模样，可干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他当众宣布：违反制度者，一次警告，二次批评，三次罚站，四次罚跪，五次挨打。以后，我看见天天都有罚站、罚跪的，也有挨打的，就连我也是个“深受其害”的。
樊先生是个帅才，他整治演员很有一套办法，往往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一般演员尽量批评教育，要是主要演员犯了规矩，他可不客气。主要演员一制服，其他也就不在话下了。他的这套办法就是奈何我不得，因为我平时就没那么多怪毛病，连最普遍犯的毛病——饮场，我也没有。可就是一样，我就是爱笑场，正在台上演出，只要看见了什么可笑的事儿，就笑个没完。为这个笑场我不知吃了多少亏，罚了多少站，挨了多少打，一上台碰见可乐的事照笑不误，唉，真是没办法！豫声剧院，场子新，舞台新，戏装新，连演员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也与其他剧团不一样，台下观众也不再男女分开坐了，又粗又土的豫剧，从此开始了一个新天地。
在这一时期，樊先生在艺术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最大，我受他的教益也最深。我记得豫声剧院开锣演出，樊先生为我置买了价钱昂贵的双光头面，缎子绣花帔，白绸水袖足有三尺来长。记得当时我画完妆，穿戴好服装后，在后台来回走台步，左看右看，喜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在杞县跑野台子的演员，哪见过这么漂亮的行头啊。
樊先生看我是个“角儿”的好材料，下力气培养我。他看我常在灯光下、月亮下、太阳底下，对着影子练身段，很感动。专门派人给我在化妆室里安了一面大穿衣镜。有了这面镜子，练身段我就可以不出屋子了。
有时候，开封来了京剧名角，他就不怕经济上的损失，让我停下夜场戏，去观摩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春天看杨月楼带的剧团演出的戏。可算是长了见识啦。人家的台步、手势、水袖，包括化妆，都给了我很大启发。虽然停演三个夜场戏，收入受了损失，可对我艺术水平的提高是颇大的。樊先生会算账，他说：“值得！”这也许就是现在常说的新名词，叫“艺术投资”吧。
看戏之后，樊郁又订上海出的《戏剧旬刊》和《十日剧刊》，让我参考学习。这些杂志对我的启发可真大，当时我虽然一字不识，但看剧照就学会了名角的许多姿势、动作。比如演《义烈风》，我用了程砚秋先生在《青霜剑》里的几个姿态，《女贞花》用了梅兰芳先生在《游园惊梦》里的几个身段，《三拂袖》改扮男装时，就用了京剧名小生叶盛兰的几个姿势……樊先生这个阶段在我身上下的工夫和花费的心血，对我的培养和爱护，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35年的陈素真先生
樊先生不但是个企业家、组织家，而且是个编导艺术家，他天才的主要方面也表现在这里。从1935年春到1936年春的这一年里，他为我写了七个新戏：《凌云志》、《义烈风》、《三拂袖》、《女贞花》、《霄壤恨》、《柳绿云》《涤耻血》等，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
那时，豫剧历来演传统戏，创作、整理、改编、移植新戏，樊先生是头一个，这也是他对豫剧的重大贡献。樊先生生前曾对田汉同志说过：他的许多剧本都是先由陈素真演出后才定稿的，应该说是和她的共同创作（详见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田汉文章《人民需要这样的演员》）。
樊先生的话一点也不错，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戏是《凌云志》，当时，我记得樊先生把我和几个主要演员找来，只把戏的大概意思和剧本的提纲给我们讲讲，然后就让我们各自编台词、想身段，而后他就把我们编出想好的台词记下来再进行修改，同时把身段也写上。就这样我们就上台演出了。他在台下看戏，看到不合适的地方，下来他就修改，直至定稿。由于这样写戏，既发挥了主要演员的特长（主要是我），又使当时对传统戏的程式并不十分熟悉的樊郁对传统的编剧法有了进一步了解、学习、驾驭的机会，所以剧本的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接着又搞了《义烈风》、《三拂袖》、《霄壤恨》、《柳绿云》等戏，我们配合得很好。樊先生这个时期写的戏，是他整个创作中的精华，最能体现他的特色，是他独有的。这便是人们称之为的“樊戏”。
由于豫声剧院新剧目不断脱颖而出，致使豫剧的观众面也发生了变化，各界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及学生界、妇女界，开始和豫声剧院发生了密切联系，豫声剧院的威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1936年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专门派了一个负责人在开封看了我的戏——《女贞花》后，灌十张唱片，这是豫剧灌的第一批唱片，这个光荣应该属于我和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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