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广泛征求意见，让天下人建言献策，其中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所献的对策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之后汉武帝连续三次听取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则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治理思想，称为“天人三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深知，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极端推崇法家思想，带来的危害极大，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吸取秦代教训，决定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按董仲舒的想法，把其它各家思想弃之不用，严厉打击，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启发、引导，一步步将儒家思想推上了至尊地位。
首先，从教育入手，加强宣传引导，吸引人们的视线聚焦儒学。
他“立太学，置明师”。设立太学，只传授儒家思想。召集全国名儒入太学做老师，为他们设置“博士”官职，博士官的学生则称为“博士弟子"。这样就意味着：入太学，学儒家的人受到国家的认可，引导社会各界承认儒学的主流地位。其它各派学问做得再好，得不到国家的承认，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终究没有大的发展，于是社会目光都聚焦在儒学上。
其次，将儒学教育和进入官僚体系挂钩，学儒学的人，将来能够做官。
太学毕业的儒生，经过考试，就可以迈入官场大门，取得了仕途通行证。儒家思想一家子就火了！毕竟人们想要有作为，有地位，做官是当时唯一的途径。
当时有个著名的学问家叫公孙弘，本来是学“杂学”的，到了四十多岁，忽然看到儒家火了，就改学儒学，结果后来做上了宰相。
把学问和做官联系在一起，效果太明显了。班固总结儒学兴盛的原因，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改利禄之论，然也”。儒学兴盛的关键，在于与功名利禄挂钩。
第三，将儒学应用于日常政务活动中。
汉武帝为了将儒家思想真正引起官员们重视，下足了功夫。不但与官员考核挂钩，还要求官员们平时讨论问题，要用一两句儒家思想话语，不会讲儒家话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勿以抒情，要以儒学经典作为一种学问”，讨论问题不要像以前那样，兴致所至，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要引用一两句儒学经典，才算有学问。
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儒学经典用到法律上。
光在官员们那里推行儒学不行，要让儒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汉武帝想到了法律，他倡导“秦秋决狱，儒家定位”。意思如果法律和儒家思想发生冲突，法官断案要以儒家经典为准。比如“子不复仇，非子也”，父亲被人杀了，儿子为父报仇，将杀父仇人杀了，是正当的，无罪。还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至亲的人如果犯罪，不必举报。这一条原则现在仍然适用。
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日常行为处事，都慢慢地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儒家很快就深入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