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 状是使我们生活真相得以彰显的一次珍贵的机会，是使我们有可能变得更加诚实的一次天大的恩赐。是对日常生活习惯化、机械化、平庸化、单调化状态的一次蓄意 性的“谋反”与背叛。疾病引导我们脱离习惯化和单调化的因循守旧，至少是在一段时间，让我们离开凡庸生活的功利语境，有机会去直面那些我们也许早已忘得来 差不多的生命主题，比如关爱、慰藉、包容、慈悲、豁达、灵情之类。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考察，说不定疾病从本源上讲还极富某种艺术性和善意性。只不过这种艺术 性和善意性太隐秘、太广袤，太巨大，大得来超出了常人的理解与想象，所以，人们自然就不会认为疾病有任何艺术性和善意性可言，更不可能理解它原初的目的兴 许就是为了一种大调整和大拯救。调整什么？拯救什么？调整我们意识之中对于生命不自知的偏差，拯救我们生命之中那个有可能崩盘的精神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喜欢把诸如伤风、感冒、咳嗽、腰酸、头痛之类的病称为“友好病”、“善意病”。尽管伤风、感冒、腰酸、头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麻烦，但如 果你不伤风，不感冒，不腰酸，不头痛的话，那生活给你带来的不便和麻烦就可能更大，更持久，更严重。与其他麻烦相比，这些“友好病”所带来的不便其实就算 不了什么了。感冒之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大病，它只不过是一次次友善的提示和提醒。提示你卧倒、躺下、放平；提醒你休息、舒缓，放慢生活的节 奏，减轻生活的压力。因为其他提示和提醒也许已经出现过了，但你不在意，没有当回事，所以才动用感冒、咳嗽、头痛、发烧之类的方式来“强行”提醒。实际 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感冒之类伤脑筋，反而应该为它高兴、庆幸才对，因为它发病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友好，出于善意。感冒的情况是这样，推而广之，其他疾病 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对疾病应存感念之心，对疾病应怀谢忱之情，因为几乎任何病都是理由充分，有根有据的。就疾病最深的病因而论，“偶然事 故”一说实际上并不成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恰如没有无缘无故的健康，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一样。
我 认为，苏珊·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批判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我看来，疾病就是隐喻，它隐喻人意识的偏颇，观念的反常，隐喻人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失衡。 我认为，疾病具有一种非医学层面的意义，病因并非仅仅起源于传统医学所认定的那种生物学理论和生理学机制。显然，疾病是与人的精神状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的。苏珊·桑塔格反对疾病隐喻的理由是，患者在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之同时，还需忍受加之于疾病之上那些象征意义的负担。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 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让患者蒙受耻辱。她认为，“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那些象征，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患者不仅是生理 病痛的受害者，更是疾病隐喻的受害者。我不赞同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因为按照她的说法，如果人不懂，或不理睬疾病的隐喻，那患者的痛苦自然就会轻得多，或 至少不会有致命的后果。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不懂，或拒绝疾病隐喻的患者并没有因为这种不懂和拒绝而减轻他们的病痛，反而可能会更加 重这种病痛。我认为，疾病痛苦的深浅，乃至治愈的可否与疾病的隐喻无关，而与对疾病病因的正确认识，突破生理学的机制界域和端正对疾病的态度关系甚大。如 果人的心理没有被一种整体的关照打通，没有被一种全息的观念穿透，如果人对疾病没有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认识，没有对疾病抱有一种可取的态度，那疾病的痛 苦就是无法减轻的，疾病的治愈也就根本无望。疾病的隐喻，以及对疾病所作的一切哲学和心理学根源的探讨，其目的并不是要把一种道德的谴责栽赃给患者，使其 蒙受一种精神的羞辱，而是要他以一种更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疾病，从而有能力独自去担当起疾病的责任，避免把这种责任推委给自身之外的某物，诸如他人、环境、 偶然事件、客观原因等。最终为疾病成为一种多余搭建一个最大可能性的平台。因为说到底，几乎所有的病都不是由他物、他人治好的，而是由患者自己给调好、变 好的。在疾病治愈的过程中，我始终认为，病人自己才是他最好的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才是最有效的药方。而其他一切则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和手段。我总是弄 不明白，为什么在治病的过程中，病人老是摆着那么好的主道不走，却偏要去走辅道、机耕道，甚至走羊肠道、独木道？
就像温度计上的刻度不是温度本身，它仅仅是温况的一种标度一样，疾病也是我们生命内在品质的某种标尺。它的病状也许是病的，但它的用意却明显有一种非病的特征。病的明文显然是在向我们公开宣告——请注意，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它的潜词却是在向我们证明——也许是我们的思想偏了，我们的精神病了，我们的心绪脉络、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向我们提示，我们内心的指向是否已经偏离了存在的某一个位点，或我们的心象是否已经缺失了生活之某一部分必需的内容。我认为，凡是有主串的 生命，有三大主题（自由意志、不朽灵魂、至善上帝）连接的生命，有正题可想、正事可做的生命，一般说来是不易犯病的。即使一不小心病了，这病也很容易治 愈，很容易消失。因为正想正事之人，他几乎没有什么闲心、工夫、机会去得病。即使得了，他也会用正想正事通过一种意识无意识化的方式去把这种所得之病给顶 掉、替掉、化掉。甚至他得病也不知，病愈也不觉。即使一次大病在他的身体中实际上已经“闪亮登场”过一回，他也会觉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既忘记了得 病,也忘记了治病,但正是这种伟大的“忘却”使他的病自然而然地溜之大吉了。
疾 病好比汽车油箱和水箱上的指示灯，生病只是指示灯亮了，成为一种红色的警示，但“病”的并不是指示灯，我们切不可以认为是指示灯坏了。指示灯的亮只是说明 汽油干了，水温高了。当指示灯亮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对指示灯发火、生气，对指示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显然这是不明智之举。如果我们不停下车来查看，或把 车开到汽修厂去检修，反而企图用拍打、取下灯泡的做法来排除汽车的故障，这显然更是愚蠢至极。按常理，指示灯亮，我们不但不应该向指示灯生气埋怨，反而应 该对它抱以感激、谢忱才是，因为它只是在向我们提示——车坏了，该修了，但坏的并不是灯，而是车，我们再也不应继续在高速路上狂奔了。也许正是灯亮，才使 我们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严重车祸。就像我们不能用摘去指示灯的做法来解决汽油没有、水温过高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简单的医药方法来排除我们思想和精 神上的故障。不能对灯冒火的道理与不能对病生气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病仅仅是我们“思想油箱”和“精神水箱”的指示灯。“灯”亮了，只是说明人“病”了。 灯亮，它不但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因为病是为防病而生的，此病仅仅是彼病的提前警示与预告，相当于军事上的火力侦察。正是病 才得以让我们有机会从整体上去重新评估、审视我们的生活，用一种超出遗忘状态的目光重新去打量我们平时也许并没有在意的对于生命正向的某种偏离。去思，去 想，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应该改变点什么？补充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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