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要弄明白汉语自身的特点:虽然汉字只有四声,却比音符的排列更为复杂,奏出的变调也更多。同样几个字,读音一变,顺序一改,语意就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那些善于舞文弄法的人因此有不少空子可钻,而不慎踩到“地雷”的倒霉蛋,就势必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雍正三年(1725)冬,大将年羹尧以天象呈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奏贺当朝天子福寿无疆,因奏章字体潦草,正文将“朝乾夕惕”误写为“朝惕夕乾”而致祸。朝乾夕惕的意思是:早晨自强不息,晚上小心谨慎,形容始终勤谨,毫无懈怠。即使颠倒了词序,似乎也不成问题。但雍正皇帝素以苛察为能,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年羹尧用“朝惕夕乾”是存心讽刺他白天提防群臣,黑夜折腾美女。于是他拿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此四字许朕,则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毕诚毕敬。陈奏本章,即他人代为,焉有不寓目之理?观此,则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于是那些善于逢迎上意的亲王、大臣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罗列年羹尧九十二项大罪,请求“立正典刑,以伸国法”。雍正的猜忌心犹如血滴子,大功臣年羹尧奉旨自裁。咸丰九年(1859),北京突发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文渊阁大学士、正主考官柏葰难逃干系,被仇家端华、肃顺兄弟逮个正着。柏葰是两朝重臣,为人勤慎,犯了渎职罪,顶多革职。内阁某臣拟旨,原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意欲为柏葰预留活路。肃顺的文化水平很高,这难不倒他,将原稿颠倒其词,就成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竟定刑“斩立决”。大臣如此舞文弄法,草菅人命,真是令人恐惧。
舞文者既然能够埋“雷”害命,就必定能够排“雷”救命。湘军某将领流年不利,在战场上吃瘪,连折数阵,战报上只好如实写上“屡战屡败”。若照此上奏,他很可能被革职。湘军大帅曾国藩为大局着想,用人之际,不可自损爪牙,于是他灵机一动,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同样是实情,却彰显这位败军之将忠勇可嘉。朝廷收到奏报后,不仅没有申斥和惩罚那位败将,还大大地褒赞了一番。曾老师舞文的本领高,他的大弟子李鸿章也不弱。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李鸿章一度对候补道袁世凯办理中日交涉失败非常失望,打算以“胆大妄为”四字参劾他。嗣后,李鸿章入京聆训,慈禧太后夸赞袁世凯熟谙营务,练兵有方,劝李鸿章多加提携,以备驱策。李鸿章对老佛爷的话心领神会,回到津门,他立刻拐了个九十度急转弯,具折保荐袁世凯,将“胆大妄为”改成“胆大有为”,一字之易,评价判若云泥。袁世凯从此官运亨通。
清朝首任驻日使节是许钤身。简放之前,许某去拜访恭亲王,谈及时事,他说:“现在盗贼充斤。”恭亲王不解其意,稍后才悟到许某将“斥”错为了“斤”。第二天,恭亲王到总理衙门上班,决定撤换许钤身,大家惊问缘由,恭亲王说:“日本为同文之国,许某胸无点墨,恐贻笑柄,重为中国之羞。”但翌年(1876)许钤身仍然得以改任,出使成行。另一位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也是个白字大王,而且爱发谬论。据李伯元《南亭笔记》所述,蔡钧曾对人说:“外国人纵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然我中国作弊之法,彼仿效一千年,亦不能达到这种精明地步。”他与江南提督李占椿交谈,则露出更大的马脚:“照此情形,我辈只有马革里尸,以图报效。”李占椿没听懂“马格里尸”是何意,还以为蔡钧故意丢英文来寒碜他,后经高人指点,才知“马革里尸”是“马革裹尸”(“里”的繁体字是“裏”,与“裹”字形相近)之误,佐证是蔡钧曾将“裹足不前”错读为“里足不前”。
既然汉语中有这么多“地雷”,就算你小心谨慎,也可能随时随地踩爆它们。某大师在中央电视台几千万观众面前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的“乐”字读错了音,这种无心之失丝毫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但文化大师被人谑称为“白字大王”,他的心情就不可能一如既往地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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