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法治精神，不是法兰西精神。但命中注定，“法”必然与法国人有联系，起码同两个人有联系，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孟德斯鸠。

　　拿破仑组织制定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西方国家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被晚年的拿破仑引以为殊荣：“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40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深深知道法的精神对社会和历史的长久影响。

　　《拿破仑法典》仅仅宣布了两条戒律，一条是物的戒律，即人人都应该保有其所已有的；还有一条是人的戒律，即人人都应该照管自己的事情。

　　法兰西国家是在1600年形成的。为了选派代表参加国王偶尔召开的三级会议，以便认可征税和提供建议，这个国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平民这个等级里面包括富有的资产者、律师、教授、师傅工匠、手工业者、佣工、以及务农的小块土地保有者——简单说就是将各色人等和各种利益集团集合为一个群体。

　　修道院院长西耶士在其发表于1789年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中坦率宣称，这个词语有时指资产阶级，有时指广大人民。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领导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是什么？路易十四曾接受建议，下令将一些商人惯例编写成法典，颁布了一部民事诉讼典和一部关于水道和森林的法典。从1689年到1697年，多玛发表了《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一书。这部著作虽由私人印行，却曾获得路易十四批准，从而成为对当时通行法律的权威性概述。多玛将法律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上帝颁赐、因而不可改变的法律，另一类是人所制订、因而是“权断性”法律。

　　不可改变的法律其所以有此称，乃是由于它们都是自然的，并且因此而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公平的，是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加以更改或予以废除的法律。权断性法律则是可以由一个合法权威依据需要予以定立、更改和废除的法律。

　　那末，有哪些不可改变的法律呢？其中之一就是财产权：“一件东西的主人在他自愿与那件东西分离，或让它被别人经由公平而合法的手段拿走以前，始终都是它的主人。”多玛承认君主有立法特权，尽管如此，他却深信契约是社会基础，因为契约作为私人立法，就应当主要是规定订约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彼此的需要应主要经由自由协议予以满足。

　　法国大革命留下了许多法律和法律理论，不仅在民法方面，在公法方面尤其如此。这些法律和理论促进了人类自由的事业。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法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论法的精神》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孟德斯鸠（1689—1755年）认为，法的精神就是支配法律的客观规则。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人们常凭自己的独立本性行动。这就导致需要制定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他给自由下了最精确的定义：“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但是，我们在法的精神的背后看到什么？法的精神的背后，不是对社会底层发善心，对穷苦百姓多么同情，而是对社会上层既得利益的巩固。在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西方国家，法律和民主都是自己国内民众的权利，国外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们，对不起，我们的法律不对外，没有你们的份。奴隶待遇问题只不过是一个例子。1793年8月29日，在加勒比海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爆发后，激进的法国国民议会曾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这一公告一直未执行。

　　《论法的精神》曾被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广泛阅读过。孟德斯鸠是一位律师兼政论家，曾任波尔多议会议长，又是王室特许垄断组织“西印度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开发了许多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并贩运奴隶为这些种植园提供劳力。

　　孟德斯鸠对于古代贵族盛加称道，说正是他们将法兰西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孟德斯鸠企图调和他对自然权利的憧憬，以及他身为其股东的西印度公司可见的成就，于是写道：必须说，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尽管在某些国家它是建立在自然理性上的。我们必须区别这些国家、和自然理性排斥奴隶制的那些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将奴隶制限制在地球的部分地区。他还说道：“甘蔗若不使用奴隶劳动力就太昂贵了。”

　　法国大革命领袖伏尔泰不吝言辞地赞颂一本为奴隶贸易作辩护，名为《有关贸易的政治论文》的书，尽管他也曾在其所著《路易十四传记》中赞颂这位君主，说他引进《黑人法典》改进了奴隶的处境。

　　在革命家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殖民地”一词的定义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从一个地区转移至另一个地区……从而必须征服某些领土，并驱逐原有居民以便带来其他居民。”

　　据记述，有一个奴隶贩子曾将其运奴船命名为“伏尔泰号”、“卢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前驱）号”和“社会契约号”（《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名著）。英国人在19世纪反对贩运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英属殖民地已经有了当地出生的劳力，可以想像法属地奴隶用于同样目的。

　　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在纸上宣布废除奴隶制以前，通过了（又是由夏佩利埃参与起草的）如下的政策声明：议会视各殖民地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并愿使其成为有益的全国更新工作的一个部分，但议会从来不曾想要将各殖民地纳入为王国而制定的宪法，从而使之服从那些可能与其特殊需要不相合的法律。国民议会兹宣布无意对各殖民地的任何贸易部门加以任何革新。

　　议会将殖民地臣民及其财产置于国家保护之下，并宣布任何人试图煽动叛乱反对他们均为犯罪。议会听从了资产阶级请求，例如有一份来自卢昂的恳求书：

　　“请听听300万法国人的声音吧，他们都在为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命而颤抖不安……请出于为哲学增光的高尚愿望，无论如何不要消除父母之邦的幸福”。

　　拿破仑在1802年特意颁布了一项共有32个字的法令，使所有与奴隶贸易有关的法律都恢复到“与1789年以前存在的法律一致。”

　　即使用《法典》草拟者所写的《序论》中的话来说：“你必须同意，从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彼此之间极少交往，国与国毫无任何关系，人与人相聚只是打仗，亦即互相杀戮”。

　　孟德斯鸠也写道：“人们认为外国人并没有经由任何民法约束使与他们自己联结在一起；他们对于外国人一方面在公道上毫无亏欠，另一方面在恩德上也毫无亏欠。”

　　法国大革命解放的是西方人的思想、命运和身体，“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仅仅适用于西方人的国内法。尽管如此，尽管法治的初衷，不是为社会底层，不是为黎民百姓，但法的精神也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