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颜色

 

　　 “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是革命的目标，血液是革命的染料，生命是革命的代价。自由与革命，革命与狂热，狂热与激情，激情与亢奋，往往交织在一起。革命的激情冲击着人类的理性，革命往往伴随着血腥，血色就是革命的颜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兰西这个有着奶酪、葡萄酒、香水以及优雅浪漫的民族，竟然呈现出如此血雨腥风，而又凶狠狰狞的历史面孔。

　　革命人死于革命，革命家、医生马拉纵容处决了拉瓦锡，马拉又被革命人暗杀。即使以崇仰人类理性的希腊时代，也不能免俗。博学的苏格拉底，竟然无辜死于自己钟情的希腊民主制和自己尊重的雅典法律。话句话说，苏格拉底是被民主投票决定杀死的，他是被自己用雅典法律杀死的。

　　1794年5月8日，十八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被法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当他向人民法庭要求宽限几天执刑，以整理他最后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得到的回答是二百多年后仍然令人毛发悚然的断喝：“共和国不需要学者！”

　　拉瓦锡推翻了马拉支持的“燃素说”，为此与马拉做下了仇；发现“质量守恒定律”；证明了水是氢氧化合物(不可能变成土)；规范了化学方程表达式；定义了元素和元素分类；确立了化学定量研究方法。他在1789年出版的《化学基础讲义》被后人奉为现代化学科学的经典。

　　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的，就是法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马拉医生。马拉在1780年以他对火焰的研究申请法国科学院院士时，得到拉瓦锡的评价是“乏善可陈”。断了科学家辉煌美梦的马拉，九年后在法国大革命中叱吒风云，终于假“革命”之手把宿敌拉瓦锡置于死地。

　　那天下午，拉瓦锡和28名收税人被执刑。拉瓦锡是第四个拉上断头台的。他还有太多事情要作。最近的实验是研究氧气在人体呼吸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实验对象装在密闭的丝袋，口鼻接着试管烧瓶，连同分泌的汗水精确称重。他认为呼吸和燃烧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断头台上，拉瓦锡亲自作了平生最后一个实验。法国革命版的断头机，是体现“人道主义”的杀人机器。活跃在革命中的知识分子，还在争论身首分离后的存活时间。拉瓦锡答应在铡刀落下之后尽量地眨眼。行刑的刽子手，提起这颗伟大的头颅数着，说拉瓦锡至少眨了十一下。

　　著名的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对此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不出一个来。”拉格朗日是18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三个学科中都有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拿破仑曾称赞他是“一座高耸在数学界的金字塔”。

　　我们的嫦娥２号探测器曾经经过位于深空的拉格朗日点。拉格朗日点，是指受两大物体引力作用下，能使小物体稳定的点。一个小物体在两个大物体的引力作用下在空间中的一点，在该点处，小物体相对于两大物体基本保持静止。这些点的存在由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于1772年推导证明的。

　　《马拉之死》是大卫的一幅名画，它因马拉的特殊身份和简洁有力的形式而为人们所熟知。马拉（1743－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核心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当政以后，他因为卓越的号召能力而成为该派的主席，但同时也是一位残忍嗜血的活动家，往往不经审判便将政敌送上断头台。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只有泡在洒过药水的浴缸中才能缓解痛苦，于是，浴室就成了他最经常呆着的办公场所。1793年7月11日，一位反对暴政的女士借口商谈事宜，进入马拉的浴室，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行刺，结束了这位暴戾政客的生命。

　　十分厌恶他残忍行为的夏洛帝·柯黛以申请困难救济为名，潜入浴室，将其杀死在浴缸里。在画面上表现的是马拉被刺杀在浴缸里的情景。匕首抛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他的左手仍握着便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构图中无情的水平线只用无力下垂的右臂做突破，似乎失去任何挽救的希望。上半部分空无一物，空旷而幽深，从左侧射入的光线，照亮着马拉的身躯和面部，具有纪念碑似的立体感。画面上没有繁多的色彩，也没有复杂的缩短法，力求单纯，用他的画笔唤起人们单纯质朴的感情和坚贞的正义感。

　　画作完成以后，大卫将《马拉之死》递交给17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作为一张画，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能够博得众多人同情的革命领导人形象，不过在现实中，人们对马拉的所作所为则颇有争议。他的言论过激，煽动性强，革命的狂热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雅各宾派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的暴力和恐怖措施，与马拉的倡导不无关系。政治，不是一种能用好与坏、善与恶来简单概括的东西，尤其当身陷斗争的漩涡中，公正而恰如其分的表达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的立场，便会导致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好在不管怎样，《马拉之死》并没有因为雅各宾派的倒台而过时，它超越了人物和事件本身，成为一次祭奠、一种理想。

　　马拉的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他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他政治嗅觉灵敏，观点激进，见解独到，毫不妥协。从这方面来看，他不愧是一个忠实的革命家。马拉还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颇得爱戴，在政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它也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是，马拉也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嫉妒又冷酷，杀死了很多政敌甚至是革命者。他还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家，在生前支持“燃素论”这个落伍的理论，后来因遭到大化学家拉瓦锡的批评而怨恨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被处决。这也是马拉生平的一大污点。

　　在大革命中被杀死的另一个科学家是孔多塞。孔多塞是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雅各宾派当政后被杀害。他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1782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793年7月，执政的雅各宾派于1793年7月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为罪名追捕捕孔多塞，后者于9个月后，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而在9个月的逃亡生涯中，孔多塞在最后朝不保夕的时刻，完成了自己的思想绝唱，即《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他所表述的进步史观，不仅成为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并对后来的思想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将其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并列，成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

　　孔多赛反对根据革命激情来教育大众的方法，他坚持革命不是经常性的事情，而且革命时期机构的目标不是延续革命，而是要建立起政治常规与体制确保未来的进步能够不依赖革命来推动。在民主城市中不需要包围巴士底狱。公民教育会形塑自由且有责任的公民，而非革命分子。

孔多赛拒绝相信上帝或宗教能够干涉人间事物。他时常论述，人性在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的协助下是能够不断进步的。透过知识的分享与累积，他相信任何人都可能理解任何自然界的已知事实。对于自然世界的启蒙相应地刺激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启蒙运动。孔多赛相信人类的完美没有确切的尽头，因此人类的进步将会持续不断。他预言人类会逐渐地向乌托邦世界迈进。然而，他同时强调人类唯有摒弃种族、宗教、文化及性别差异，才有可能共同前进。

　　不仅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出现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件。即使雅典民主制也不是十分宽容的，要不它就不会驱逐阿那克萨戈拉和处死苏格拉底。

　　阿那克萨戈拉，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思想先驱。克拉左美尼人。公元前464年来到雅典，居住了30年。他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朋友、老师和政治上的积极支持者。他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认为太阳是一团炽热的物质，月亮和地球一样也有山谷和居民，陨石是从太阳掉下来的石头，雷由云彩的撞击而产生，闪电是云与云之间摩擦的结果。由于这些违反传统宗教和神话的主张，被人攻击为宣传邪说，以“不敬神”的罪名被驱逐出雅典。后来他回到伊奥尼亚，隐居于朗普萨柯。

　　阿那克萨戈拉是第一个把哲学介绍给雅典人的。由于他否认天体是神圣的，因此被控亵渎神圣，幸亏伯里克利的调解才得活命。

　　苏格拉底没有死于大革命，而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死于民主。古希腊雅典的三位罗织罪状的检查官：墨勒托斯，一位拙劣的悲剧合唱歌曲的作者；安 尼托斯，一位制革的匠人；一位演说家，他们一起指控当时著名的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有罪。他们对苏格拉底指控的基本内容如下：“苏格拉底违反法律 表现在他不尊敬城邦所信奉的诸神，而且还引进新神；他的违法还表现在他蛊惑青年，使之误入歧途。”

　　当时举行了第一次投票，过后苏格拉底其实是不用死的，但是他自己发表了一场辩护，指斥当时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第二次投票时，戏剧性地赞成他死的人多了起来，他就要被按律处死。但是没有随即行刑，推迟了一个月以后才执刑。

　　在这段时间里，苏格拉底有充裕的时间与机会出走逃避。他的朋友克里同曾 多次劝说他远走高飞，但他不为所动。因为苏格拉底自认是一名雅典公民，就要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以身殉道，甘愿受死。苏格拉底还认为，如果在他的朋友及学生的协助下越狱逃走，是“以错对错”，这种办法不可取。

　　另外，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所有被判有罪的人都可以请求宽恕。但是 这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当然苏格拉底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当时雅典法律还规定，被判有罪的人还有自己选择某一种刑罚的自由，即在认罪的前提下交罚金或者选择被放逐处罚。这些都是古希腊雅典当时宽容的民主措施。然而，苏格拉底一贫如洗，他声称，自己没有这笔钱，也不愿意交罚金。

　　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不断上演着人生的悲喜剧。你、我、他，大家都不是看客。中国古典戏剧的脸谱，就是人类时刻变换的面孔。革命、自由、民主、人民云云，这些耀眼的辞藻不都是褒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