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
美国人里奇拉克认为，“人类的一种天性——人是有能力实践自由意志的”。但是，当面临着众多选择时，人们会缺乏自由选择特定目标的能力。当今世界，电脑技术、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方面惊人的发展，激起了人们了解自己是如何思考和推理的兴趣。到底人的意志在处理问题上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呢？
电脑从来不相对思考。但是自古以来，东方的思想中一直蕴含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事情的根本只不过是矛盾双方的变化。因此人们不仅知道某种事情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会料想到它相对的一面。结论是，东方人对于现实的辩证法的理解比起西方人来更富于和谐。
对西方人来说，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过程。人们提出问题，作出假设，然后主动为这些假设寻找证据。这种情形有时被人们颇有诗意地描写成从心有不甘的大自然中攫取秘密。西方的智性具有浓厚的实证世界观色彩。这种实证假设是，感知是单极的。我们看到那里有东西，否则就是没有东西（矛盾律）。
在东方，人们对辩证变化有较大的依赖。辩证变化指的是通过对立意义的肯定使先前的理解模式发生变化，由此又引起理解中服从地出现的东西通常是相当突然的变化。中国的阴阳说充满了辩证观念，阴的力或元素被认为是被动、接受和柔顺的，然而就像雌性或母亲一样，阴代表着世界上无限创造的潜能。阴更接近于道——万物成长的普遍原则和终极模式。阳力则更为主动和勇敢。中国圣贤不愿公开显示力量，因而被西方的智性认为太过于被动。
自由就是没有拘束，有多种抉择，不受固定的行为进程的限制。当我们谈及政治自由时，行为中的自由抉择这一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自由、独立和权利这类词语。当然，政治上自由的个人仍必须服从规定其自由的法律上的约束，作为自由公民，我们受法律约束而不去侵犯他人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心理自由有相似之处。自由总有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限制越多自由就越少。
亚里士多德认为，树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树上的果实提供遮荫。大自然是原因，是一个为某种目的而运作的原因。因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被称为自然目的论。然而，由于现代科学家不再接受目的性描述，所以这种理论被看作是前科学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不是什么科学以前的人物，而是第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建立了生物学，并制定了人类最初运用的一部分实验观察程序。一旦把目的归于自然，就向证实这种理性秩序背后存在一个超级智慧——上帝迈出一小步。在早期对宇宙的解说中，科学与神学正是这样揉合在一起的。科学家和神学家都同样谈到上帝的目的和神圣的安排。
公元前350年，当柏拉图推测行星的运动时，他认为行星可能沿圆形轨道运动，因为圆形是所有几何图形中最完美的。一个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宇宙，自然选择完美无缺的形式。加上上帝的概念，既然上帝一定是完美的，上帝只会使用所有几何图形中最完美的图形。大自然的这种非凡的秩序，有时在相反意义上被用作证据，证明一个设计者，必定早就存在于我们今天在宇宙中所看见的这种理性秩序之前，他也就是这种理性秩序的创造者。神学家正是通过这种证明来证实上帝的存在。
1609年，开普勒用数学与经验证明行星绕椭圆形而不是圆形轨道运行。他证明了那些常识中看来似乎有理的东西，在观察界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数学的方便之处在于它能对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记录和跟踪而不必形象地解释正在发生的东西为什么发生。数学如此抽象，它允许数学家在理论上不受约束，允许数学家有时对他正在记录或正在跟踪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可以一无所知。
牛顿爵士承认，他不能把他的地心引力的数学概念形象地描绘成实际存在于观察中。他在1725年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说，“你有时说引力对物质来说是基本和固有的，请不要把那个概念归于我，因为我从不假装懂得引力的起因。如果没有别的物料作媒介，既无生命也无灵魂的物质竟然会作用于并影响别的物质而有互不接触，这是不可理解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利用“定律”这个词的双重意义达到这一点。牛顿的引力定律是一个数学假设。首先被证明在数学空间里成立，然后再应用于现实。
公元3000年前，在古巴比伦和埃及，医学实践最初与诸如驱邪术之类的宗教习俗有关，神或邪恶的精灵被认为有意让人遭受病痛的折磨，以作为对某种罪过的惩罚。古波斯人、印度人、希伯来人都持有这种观点。有趣的是耶稣治愈病人却被看作是他神性的表现。公元前400年前的古希腊医生希波拉底经常被誉为医学之父。他根据疾病是由于某些体液失去平衡的理论，意识到体液对生命的重要性。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血液通过心脏全部流出，在给身体的四肢提供了有益的效力之后，又返回心脏，从而在人体内起落升降。在体内纯机械过程中的平衡与和谐中，人才能取得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这种观念被介绍到埃及，在那里，是以对尼罗河的季节性涨落活动的类比为依据的。
生物的进化是神定的吗？达尔文不得不构想出别的办法来描述。他通过提出自然选择论达到了这一点。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在生存趋势中变异的动物种类和动物的社会组织如人类社会，在连续不断的生存斗争中出现某种预见不到的大灾难或适应的必要性时，得以继续生存下来。
达尔文在《人类的衰落》一书中确实表露了一种内省反复思考的阵痛。他说：“我们这些文明人，竭力阻止消亡的过程（即自然选择过程）。我们为低能者、残疾人、病人建造收容所，我们制定济贫法，我们的医生尽最大努力抢救每一个生命，直到最后一刻。就这样，文明社会的弱者得以繁殖他们的种类。任何照料饲养过家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种作法对人类必然极其有害。”
自由意志是一个哲学信条。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自由意志是相信人类能选择自己行为的信念或哲学理论。通俗的说就是人不完全由大脑控制，人的自由意志拥有对人自身的最高管理权限，超过大脑。在伦理学，自由意志可能意味个人在道义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心理学，这意味心灵控制身体的部份动作；在科学领域，自由意志可能意味身体的动作，包括大脑在内，不全由物理因果所决定。
叔本华写道，“大家都相信自己先天是完全自由的，甚至涵盖个人行动，而且认为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但后天，从经验上，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必需品，而且不顾他的所有决心，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这就形成从他生命开始到结束的生活，他必须扮演自己谴责的角色。”
社会上一般都认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的褒贬。苏格拉底已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指示引导，主观上善良的意志很可能会导致恶劣的后果。亚里士多德承认“德行是顺从正当的理性的指导的。但他又认为：性格或习惯的养成，如同疾病的发生，是渐渐的、一步步的，是不可知觉的；因此，我们只在我们的习惯的开端时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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