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的侠客血脉
唐朝诗仙李白写有许多著名的诗，其中有一篇是《侠客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侠客行》写的是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大梁城，即后来的汴州、东京，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诗中提到的信陵君魏无忌，其宅邸旧址就在今天开封市相国寺一带。这位以 “窃符救赵”壮举名垂青史的魏国公子，同时也是战国末年名满天下的游侠领袖。和信陵君基本算同代人的刘邦，少年时的终极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追随信 陵君的大侠。几十年之后，已经夺得天下的刘邦路过大梁故城时，犹不忘到信陵君坟前致祭，还特地赏赐了几家民户，请他们好好照管信陵君的坟茔。
从大汉天子念念不忘的少年情怀，到大唐诗仙脍炙人口的诗篇，不难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大梁城不仅是古都名城，还是男儿的梦想之地，侠客的精神故乡。然而在唐宋时期，在诗歌和梦想之外，这座一度充盈着江湖豪气的城市，却似乎在与“侠”与江湖渐行渐远——当时的汴州，因位于江南财赋通往洛阳、关中的要津之上，渐渐 发展成了一个堪称繁华喧嚣的商业城市。《东京梦华录》形容东京市民“太平日久，人物繁阜……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人情高谊……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 也”。
这样的人情风土着实引人向往，但无疑也远离了仗剑横行的刺激、快意恩仇的传奇。不过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作为一个鼎盛时期长期居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代东京城里的芸芸众生，真的就止于这般清平富贵，没有另外一面了么？
地下帝国
无 忧洞为东京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而这些“洞主”们组成了东京都市里最具破坏性的犯罪团伙。可以藏匿妇人的无忧洞什么样？虽然号称“鬼樊楼”，但 想想也不会太豪华张扬。导演徐克也了解到过宋代东京的这种犯罪团伙，于是他在电影《通天帝国》中，复原了这个都市的黑色镜像，而图中就是电影主角初入无忧 洞的情景。供图／高品图像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夏季的一天，数名东京开封府捕快和一队军卒携刀拿杖，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东京城城南的蔡河，沿着河边堤岸蹚着齐膝高的野草反复搜寻着什么。忽然间，一片被拨开的野草后面，露出了几个黑 黢黢的洞口。紧接着几条面上刺字的大汉从洞里跳了出来，和捕快、军卒们扭打在一起，但架不住官差人多势众，大汉很快便被摁在地上捆得结结实实。一个军官装 束的人走上前挨个看了看几个人的面容，气的破口大骂：“果然张兴那厮不敢再扯谎遮盖。还甚底‘无忧洞’，此番却看尔等有忧无忧！”
原来，这几个人都是东京驻扎禁军中的逃兵，因为过够了吃粮当兵的清苦日子，就结伙逃出军营，在京城内城前的沟渠旁挖了数个土洞，白天藏匿洞中，晚上出来打家劫舍为生。
宋代的开封堪称是一座河流织出的城市，光穿城而过的大河就有蔡河、汴河、金水河和五丈河四条，其余小型河道、沟渠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河流水量随季节多少不一，丰水期河流可能会夺堤而出，所以很多河流河堤两旁没有任何建筑，这在繁华的都市城区中留下了空白，也成了东京城内的治安力量很难照管到的地段。因此这些逃兵在河边挖洞，竟很长时间都没被发现。庆幸之余，几个人给自己藏身的土洞起了个名号，唤作“无忧洞”，颇有几分睥睨官府的得意。时间一久，逃兵群体的 规模也渐渐扩大，除了逃亡士卒，还收容了其他亡命徒，昼伏夜出，为非作歹，让主管京城治安的开封府官员头疼不已。好在连续数日的搜捕查访之后，官府终于抓 到了这伙人的头目张兴，又从他口中问出了藏身之所，这才有此次的清剿行动。
罪犯归了案，开封府知府的担忧却没有消除：东京城里这样的沟渠、河岔还多得是，这次清理干净了，以后怎么办？思来想去，开封府官员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请求“修闭京城里外渠口”，以免再有像张兴等人一样的逃卒盗匪“常集同类匿内城前渠中”。
但是这场河道无忧洞治理运动似乎成效不大。陆游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陆宰曾在靖康之变前到过东京，因此其文集《老学庵笔记》中记叙了很多故都旧闻，也提到了由一条条暗沟废渠、一个个“无忧洞”构成的东京“地下黑社会”：“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 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樊楼，是北宋末年东京城里规模最大、声名最响的酒楼，按宋时大型酒店的经营惯例，客人宴饮必有等级不同的 歌妓作乐相陪；鬼者，阴气所集，不能见日。所以白昼不能露面的盗匪们，把自己与拐骗来妇女同居的藏身之地称为“鬼樊楼”，还真有几分黑色幽默，也可想见这 些“无忧洞”，大的可能已经稍具规模。白天藏身“洞府”，醇酒妇人，那晚上这些洞主们又做什么？南宋洪迈所著的《夷坚志》里，写过这么一个场景：北宋末 年，有六名湖州士子来东京参加省试，结果晚上走在汴河堤岸上，野草丛中突然跳出了几个“蓬首黧面”的“黥卒”，也就是像张兴一样的禁军逃兵。他们看到这几 个读书人随身财物颇丰，很是兴奋，马上扭头打起呼哨，结果草丛里又陆陆续续站出来数个“挟槊持刀，气貌凶悍”的同伙。这颇得军队伏击战章法的打劫场面，想 想就让人觉得心惊胆战。
陆游说的明白：像这类犯罪团伙，一直延续到“兵兴”，也就是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即使是能吏也无法彻底清除之。可见犯 罪分子们构建起的地下社会，是与东京城相伴始终的，而且连起个别号都要比着巍巍帝都中的“地标”来。两者一明一暗，一升平一血腥，作息相反，行事相悖，恰 似又起了一座“暗黑版”的东京城，向人们展示着大宋国都内的另一种人生状态。
挂单的行僧
图中为开封大相国寺内，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雕像。小说中鲁智深凭着蛮力拔起杨柳，一举在东京江湖成名，但彼时如果真有鲁智深的话，他肯定不是在这里拔的柳 树：大相国寺家大业大，当时在东京城郊有分寺，鲁智深这样的挂单和尚必然是在分寺无疑。作为十方寺院，彼时的大相国寺，还收留有不少鲁智深这样的江湖僧 人。摄影／尤亚辉
东京汴梁的“黑色镜像”之所以无法抹去，是有深层原因的——东京城实在太大了。作为当时的全世界第一大城市，宋代东京城仅城墙周长就达29公里，在中古时期，这种规模足以达到“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死不相往来者”的效 应。普通邻居可能彼此都不认识，何况有心避人的犯罪分子、或者其他江湖异人呢？
不光地方大，人也多。据现代学者根据史料推算，宋代东京 城的常住人口峰值近150万人，再加上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师的客商、士人、官员、僧道乃至各国使节，自然不免泥沙俱下，甚至一些过去被视为神圣的群体也不能 免俗。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僧道之人。在热闹的东京城里，本来应当远离世俗喧嚣的僧侣道士，做僧官者有之，出入显宦门第乃至朝廷者有之，经营各类买卖、 甚至有僧人在相国寺开“烧猪院”专卖猪肉菜肴者有之，至于交结江湖豪客违法犯禁的僧侠自然也有之。
在古代，持有“度牒”的游方僧人，往往具 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最早行走于江湖的，可能就是他们，而度牒作为一种身份凭证，对于一些作奸犯科的人改换身份，也极为有帮助，水浒故事里，鲁智深犯了事就 上五台山出家逃罪，这也几乎是种江湖窍门了。宋仁宗时期，宰相贾昌朝就曾特地上奏，指出“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要求朝廷改革 寺院招纳制度，想出家的人必须先由籍贯所在地的保甲、里长出具担保文书，证明清白无罪，才能落发为僧。宰相亲自过问，足证不法僧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佛寺道观中尚且藏龙卧虎，可见帝都的江湖水有多深。好在比起逃兵、大盗们组建的“地下黑帮”，大师仙长们的江湖还是要丰富的多，并不纯然是不法之徒的渊薮， 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侠客。还是《夷坚志》里，就写过这么一位仙风侠骨的道长：某年上元节，有京师百姓郭伦携家眷外出观灯，在路过一条小巷时，突遇 “恶少年十辈行歌而前”，挡住郭伦一家的道路，意欲调戏其妻子。危急关头，一名“青衣角巾”的道士上前劝阻，恶少们犹自不听，结果惹的道士性起，“挥臂纵 击”，打得这群恶少四散而逃。郭伦感激涕零，要重礼答谢道士，道士却回答说：“吾本无心，偶见不平事，义不容已。吾于世间了无所欲，岂望报哉！”
江湖僧侠，既有大侠一样的高超武艺和热血豪情，又有方外之人无欲无求的淡泊和潇洒，这样的组合是文学家极好的素材。所以和尚、道士这样的方外大侠，就成了后世各种武侠小说中的常客。
小贩江湖
东京城中，做生意行走江湖，哪怕是小商小贩，都得有行会罩着，还得会三拳两脚来护身，否则怕是占不得好地方。上图中，电影导演想象了这一画面。小贩之间矛盾爆发，拳来脚往开始了。供图／高品图像
不过地下黑社会也好，世外高人也罢，都还是有些社会边缘人的色彩，真正堪称主流的“江湖门派”，还得数工商业行会。
《清明上河图》中，最引世人注目的是张择端妙笔定格的客商们，忙碌的他们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风景。但是不管是行商小贩，还是有固定店铺的“坐贾”，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有这么一个露脸机会的。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行会”这一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分布于商业流通的各个领域，还产生了诸多颇为严格的管理方法。而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东京城，行会势力更是空前强大，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矩”很是复杂。所以要想在东京城里做买卖，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假如你是入京贩卖货物的外地客商，比如是贩运当时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的茶商，那么你到东京城之后，不能自己定个售卖价格就摆摊开卖，得先去拜访京师中经营茶叶的几家大商家，“馈献设宴”，请他们确定价位之后，才能开始销售；
—— 假如你是东京周边一个普通农人，只想挑点自家种的蔬菜瓜果或者砍的柴草，进城换些闲钱，那么你进入东京城后，多半得先找一个“牙人”，也就是类似于零售中 介的角色，由他指点你到城中何处贩卖货物。不然一来你人生地不熟，未必知道哪个街口货物卖得快；二来牙人作中介，是宋代大城市里货卖、雇工的惯例，如果不 找人接引就卖，运气好不过受点排挤东西卖不动；运气差的话，被牙人团伙、或被牙人团伙雇佣的无赖们揍一顿，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连这顿揍都有名目，叫做 “社家拳”。“社”者众也，某“家”则是宋人的口语习惯，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群殴的意思。
——假如你是想在东京城内开一家独立店铺，或者 参与一项经营，那就更得谨慎了。首先，你要先到本行行会交一笔份子钱，是为“投行”，算是正式加入行会同时拿到经营许可，否则即使你只想卖几把梳子、几张 炊饼，都可能因为没“系行”而“开张不得”；其次，开店或者接活儿时得思量仔细，不能侵占别人的“地分”，也不能随意哄抬或者狠压价格；最后，开了张也得 兢兢业业，光衣着就得小心注意：东京城里“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市民看装束就知道是做 哪行的，可谓“宁穿破，不穿错”；至于商品服务质量更得保证，因为这里的各行各业大多有自己业内的一套经营规范，譬如饮食业的行规就是“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一旦违反，就可能“众所不容”，买卖关张。
不过，行会作为商人帮会，也不是光约束，不帮忙。平常收一收“投行钱”，立一立规矩，甚至收点馈赠人情，但如果大家的生意有了麻烦，那即便是和官府起了冲突，也要挺身而出，想办法罩住大 伙的生意了。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东京城里的行会就组织过一次这样的“维权行动”。当时宋太祖派出“博访”东京市场的官员，诬告行会人在与官方做生意时定价不合理，有“二价”、“欺罔”官钱的行为，要求朝廷重刑严治，结果激起众怒，导致各行会及其统领的商家联合罢市，“廛市之间，列肆昼 闭”。声势浩大的罢市惊动了宋太祖赵匡胤，不得不下诏明确表示停止追究，这才平息了风波。行会及其所组织起来的从业者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罢市之举，毕竟是迫不得已。更多的时候，东京城里的商业、手工业行会还是会与官府保持合作。宋时官府在政府采购、调运军粮时，都要依赖民间商户提供货 源，或由民间客商代替官方完成长途运输，以降低行政开支。对于商家来说，这意味着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而庞大的市场，是最为可靠的致富契机。所 以终北宋一百五十余年，行会虽多次与官府发生摩擦，但不管要求调整“科配”，即官方采购货物的数量和价格也好，还是要求实行“免行钱”制度，避免被强征到 官府当差也好，目的还是为了与政府打交道更顺畅，而不是相反。
更有甚者，官府与江湖之间，不仅仅是合作共存，连身份都会发生转换。譬如 “盗”与“官”原本是势同水火的对立面，但宋代负责维护城市治安的禁军、厢军巡检军士，常常黑白通吃，依仗排查治安隐患的职责，“以觇事为名，取求财 物”。如果勒索不成，则或者寻衅找茬，或者诬良为盗，不但不能维护秩序，反而成了勒索良民的恶势力。
侠风依旧
千年过往，江湖似乎消失在了历史中。但作为侠客精神故乡的开封，人们对侠义江湖的生活，还有热切的向往。图中为开封市某武侠主题景区，景区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在旅游设计者的规划下，这里仿佛又重现了当年的江湖。供
宋真宗时期，巡逻禁军就发生过一起极为恶劣的案件：当时被派遣夜间巡逻都城的禁军士兵中，有人因赌博而负债，财物典当一空，情急之下，遂生恶念，“以五鼓未 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然后又拿变卖受害者衣物得来的钱，去赎回自己抵押到当铺的东西。巡逻之职，在这里反而成了罪犯避开官府耳目实 施犯罪的便利。事后虽然朝廷震怒，下旨严查，但与藏身“无忧洞”中的匪徒一样，由于驻扎东京的禁军数量十分庞大，始终无法杜绝。
不光是武人，即使是宋代最受人尊崇的文官子弟，在流动性极强的宋代社会中，也难保不会有一日沦落江湖风尘之中。譬如南宋初年因多次出使金国而闻名的王伦，原本出身 于著名的三槐王氏，叔高祖是北宋名相王旦，祖父、父亲也俱为朝廷官员，母亲更是赵宋宗室女，可谓家世清贵。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却已衰落到贫困的地步，以至 于王伦不得不经商谋生。然而王伦本人并不以此为意，只管“往来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间，以侠自任，周人之急。数犯法，幸免。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 之”，颇有几分汉唐时期长安游侠儿的气质。类似于王伦这样的“官二代”乃至“官N代”们，丰富了宋代东京城江湖的色彩，同时也使江湖人士与庙堂之间，又多 了一层联系的纽带。
王伦特殊的江湖身份，最终使他在靖康之变的东京围城中，做出了颇为惊世骇俗之举。而宋代京城江湖中的人与事，包括他们与朝廷、官府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也在东京城的末日之中，走向了两个极端。
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127年1月9日），围困东京的金军攻破了东京外城，但因自忖兵力不足，迟迟未敢入城，直到二十七日，才“渐有三三两两 下城劫掠者”。而东京城内的一些“不逞之徒”，竟在此时“为之前导”，给完全不熟悉东京城内状况的女真士兵带路指门，遂使“后族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 之家，皆遭其害”，甚至有全家上吊自杀者。
但危难之际，也有本处江湖之远的侠士现出英雄本色。靖康二年正月，宋钦宗被金人邀至城南青城议 和，迟迟未归，许多东京市民忧心如焚，遂在一名叫李宝的角抵艺人带领下到开封府请愿，要求官府发放兵器，组织民众抵抗金军。李宝原以角抵闻名都城，“都人 号为小关索”，显然是东京江湖上有一号的好汉；此时提出的自卫倡议，也是极有远见的举措。可靖康之变中的开封府官员却和当时的众多宋廷高官一样，替金军搜 刮市民财物不遗余力，却怕民众的反抗激怒金军，所以不但未接受民众要求，反以“结集私造”“语言诳众”为罪名，将以李宝等十七名倡议者“戮于市”，“各以 长枪签其首，令弹压往来四壁令众。”
然而官府的血腥镇压，并没有阻止江湖人士投身到反抗行动中。原本被人称为“侠邪无赖”之徒的王伦，就在 此时发挥了他既是江湖中人，又熟悉官场的优势，钦宗入金营前，王伦直接找到当时已经被罢职的宋徽宗宠臣李邦彦，堵在其家门前，逼李邦彦找机会带自己入宫面 见皇帝。待见到宋钦宗后，王伦极力斥责宰相何栗等人的议和之策，斥骂何栗“万一天子蒙尘，虽诛相公数百辈何益！”同时对皇帝声称自己已经募集到“豪侠万余，悉愿效死”，恳请宋钦宗放弃和议之念，跟随自己突围出京。
徽钦二帝不听王伦等人之议，入金营议和，这时西军将领吴革秘密筹措举事率东京 军民拥皇太子突围，吴革暗中招募了“勇士数万”，其中不少是像王伦及其党徒那样散处民间、有些甚至和官府做过对的江湖中人。王伦也好，吴革也罢，最后都没 能挽救东京城中的危局，吴革自己也因被奸人出卖而殉难，但这一番壮举，却给东京城里亦正亦邪的都市江湖，作了一个不完美，却不失英雄气概的收场。一个都市 的江湖如此，一个国家、朝代的江湖岂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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