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
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陕县）和华州（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
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
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
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
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
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
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
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 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
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关于这点更具体一些的描述可参考：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
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首先，宋金南北对峙状态下，淮河到大散关一线战事频频，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淮东、京西、四川等地，由于地处前沿战场，不但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且始终处于需要时时防备敌军来袭的惊扰之中，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繁荣。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收复失地，把前沿推回河北甚至燕云一线；
其次就是刚刚算过的，由于要防备金军南下，南宋的军备其实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裁减，这点连赵构这样的都能明白，老百姓只会更明白。而且巨额的养兵费用在领土缩小的情况下，只能仗着北宋时期留下的商业发达、民间经济潜力大的好底子，通过加税来保证收入。——前面提过的月桩钱、经总制钱，就基本都是各种商业杂税。同时南宋时期的酒、盐、茶等专卖项目，税额也远比北宋时期高。这种情况下，唯一减轻军费开支的可能，就是把金军消灭或者推回塞外以后，借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地利之便，裁减一些兵员。或者就算不能裁军，好歹恢复到北宋时的状况，要养兵大家一起养。
再次，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其实尚未完成由北到南的转移，北方地区在经济上的活力和作用仍然很大。比如河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退化（主要是土地沙化、盐碱化），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优势，但是在其他类型经济上仍有实力，桑蚕养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很发达，在北宋年间号称“衣被天下”（关于当时南北经济的状况，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考《宋代地域经济》一书）。另外当时大部分煤矿铁矿和一些盐矿也在北方，所以南渡之后，南宋的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都远不如北宋时期，衰落严重，食盐质量也因北方陷落、盐产地减少而大为下降。而如前所述，金国占据北中国后，由于经济形态落后+行政管理体制粗陋，本族人口也不足，利用不了这些条件，只是白占地方；但宋朝如果能收复失地，在北方地区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白了，在管理系统足够成熟、当地资源也有价值的前提下，收税的地盘肯定是越大越好。或者即便不能恢复，也能把战线前推，减轻淮浙、四川等富庶之地的安全压力和发展阻碍。
总之如果不北伐收复失地，南方百姓不但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忍受原本富庶安定的乡土成为前沿地带的弊端，还得容纳数量巨大的北方移民。倒是北伐收复失地可以极大的减轻这些压力。再加上靖康、建炎年间，金军南下时曾打到京西、江西北路和两浙大搞三光，其事到1140年不过十三年，所以即使是南方民众，也很清楚对他们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谁、以及这种威胁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更不必说利益权衡之外，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以前写别的答案时曾经提到过：靖康年间北宋国都被围下勤王诏的时候，南方响应的官员和民间义军都不在少数，甚至连远在福建、两广的民众都组织地方武装“越数千里而勤王”（《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考虑到古代的各种技术条件，这个凝聚力已经很可以了。
以上这些得失义利，当时的百姓看的很明白，执政的士大夫阶层也大部分看的很明白。所以第一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临安街头才会到处有声称“秦相公是细作”的揭帖，群情汹汹几致生变；岳飞后来被害时，才会有“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都人皆涕泣”（《老学庵笔记》卷1）的民怨沸腾。而官员方面，赵构南渡以后任用的历任宰辅大臣，除了早期的汪、黄和秦桧，其余的几乎都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区别仅在于具体方略不同、能力也有差别而已。其他文职官员和在官不在官的士大夫之中，主战的也是多数，而且很多人不但有恢复之志，也有恢复之才。如督抚西线战区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即是江南士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信用吴璘等人，坚持抗金，直至在第二次绍兴和议与金人争领土画界时发恶疾而死。另外秦桧上台独相主导完成和议以后，下手迫害最狠的也不是武将，而恰恰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当时不存在所谓“反北伐文官集团”的一个证据。不过这点以前写别的答案时已经强调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铺开说了。
所以就事论事儿说的话，南宋的北伐并不存在来自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或者“南方地主阶级”之类阶层or利益集团的阻力，也不存在一群庸俗理解“自由主义”、“公民权利”，试图通过不断切割自己与集体联系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南宋纳税人”。——天朝人民因历史负担太重生存模式too hard之故，忘性有时候大点儿；但真。切身的利害关系，一般还是有脑子看的门儿清护的死紧的。只是人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揣测别人乃是天性，当年的生死交关，如今已经是近千年的往事；而偶尔兴起讨论往事的今人，所处的环境中外患压力已经很小（个人是觉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安全压力最小的时代了），内部的利益纷争却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日趋多元化、集团化，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激烈化，所以难免由己度人。只是历史这东西要正经讨论的话，还是得求个史实与思路对应。 前提是先得保证对历史事实本身的了解是靠谱的，起码大方向基本面关键的史实要把握住。再说白点儿，借古人故事浇今日块垒未为不可，但搞成削足适履甚至强塞私货，就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了。
总之，钱不是问题，而且当时的南宋既有钱打仗，也愿意出钱打仗。但是后勤上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物资能不能及时运到战区。——粮草辎重运输，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畜力。但是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飞选择的从蔡州经陈、颖到东京再到燕京的路线，所过之处皆是平原，不但无险阻，而且能“通大车”（车运是当时公认的效率最高的陆路运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力物力，保障补给效率。同时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后勤上的便利，就是运河系统发达，而且到1140年时，应该还有一部分河道能够使用。如1141年兀术再次攻淮西时，即有“丁洪等探到顺昌府番贼聚积粮草事宜”，“见堆垛马杆草四、五十积。并见陈州用船五十余只，船载粮到顺昌府城内下卸了当”（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差人体探顺昌府番贼聚粮诣实省札》）。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岳飞要苦练精兵，力求不倚仗地利就能保证击败金军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能沿地势平旷、交通便利的京东平原北上进军，进而保证以中原为基地进取河北燕云时，后勤不会受地形限制成为短板岳飞1140年的北伐本来就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要去直捣黄龙的。如果一己之力仅指他本人所率的神武后军的话。
事实上岳飞的北伐战略是个非常宏大也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战略构想，要做到“直捣黄龙”、彻底消灭金国，除了对本军的各方面军事能力要求极为苛刻外，还要求连本军在内至少20万的兵力，要求友军的协同，要求敌后义军和敌占区百姓的支持，要求“陕西五路叛将”的反水，甚至要求“大辽有可立之形”，也即需要金国内部、后方的各个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当然，还要求一个不求英明神武但起码不会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的朝廷。
1140年，岳飞这些要求除了最后一项基本都得到了满足。所以当时“直捣黄龙”确实是能够做到的。只是这样的情况下还算不算“凭一己之力”达成“黄龙痛饮”成就，就要看个人对“一己之力”的定义了。
至于他这些要求具体怎么满足的满足到了什么程度，见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的具体论证部分。——这个答案在探讨一些主要争议点（如战术、兵力、后勤以及整体国力对比之类）的时候，也把当时整体的宋金形势和整条战线的情况尽可能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希望感兴趣的知友能借此了解一些基本的史实，以免讨论时在一些其实是假问题的问题上浪费脑力。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说实话就是花了太多精力在这样的问题上。——第一因为富平之战对川陕战区的伤害和对后勤运输难度的考虑，西线原本就不是岳飞选择的进军路线，而且这个决定在1136年后就定下来了；第二1140年岳家军北伐时，西线和东线的金军正分别和川陕宋军、韩世忠部拉锯，根本无暇回援兀术。而且岳飞在组织中路突破时已经分兵保护了左翼。加上川陕宋军作战给力，占据了华县一带和陕州，把川陕战区和中原战区连成了一片。这种情况下西线撤离喝部想出潼关攻击岳家军侧后方基本是不可能的。何况这两部其实也称不上大军。撤离喝部兵力还多一些，东路的聂李孛堇部顶多3万余人。而且不要说隔的老远的聂李孛堇和撤离喝了，时任金军三路都统的完颜阿鲁补当时就在应天府，兀术召他回东京合兵时都“以敌在近，不赴”。近在咫尺的尚且如此，东西两路的情况可想而知；第三兀术的后撤也不是战略性后撤，完全是准备放弃燕京以南跑路回塞外的节奏。但是按朱仙镇之战后的形势，他不出一个月内就会被岳家军和敌后义军合围歼灭。——卫州、相州、大名府、冀州、赵州这几个河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枢纽当时已经被受岳家军指挥的义军控制，其中挺进怀、卫的梁兴部和收复赵州的乔握坚赵俊部都是由直接在岳家军中任职受过训的将领统帅的，战斗力已经不是一般民间义军可比。如梁兴部就在进军卫州途中击败了金军一万五千人，杀敌近八千。这样的形势再结合当时河北的要道路线图看一下，很容易看出来是金军在战略性后撤，还是岳家军在战略性合围。
总之有些答案的思路是对的，结合地理条件分析军事行动也是对的。但史实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导致很多设想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形势。
顺便借个地方继续贴答案。那边那个答案因为知乎字数限制还剩两节没贴完。好在这两个问题本来也相近，而这个问题下的个别回答里对金佗相关记载的质疑又很典型，所以这里就接着那边继续贴第4节和专门讨论金佗可信度的第5节。如果想看军事和后勤方面的分析，请转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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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答案中的第3节）
4、一个尾巴：赵构为什么要下十二道金牌、岳飞为什么会服从命令撤军以及其他。
以上1140年岳飞到底能不能拿下河北、燕云就算说完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问题并没提到，但恐怕还是不能避免被追问：
赵构为什么还非要逼令岳飞撤军？岳飞又为什么非听不可？
这里得提示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岳飞所部的捷报从中原前线送到临安行在，即使以当时最快的递送速度，也需要10天左右。这个传递速度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赵构在七月十一日前后被秦桧撺掇连下十二道金牌的时候（注：十二道金牌不是传说而是实有其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的记载，和岳珂在《金佗粹编》卷8中所说的“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相契合，足可取信），还没收到岳家军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报；而等收到捷报以后，赵构面对空前的大胜也有所动摇，先命令自己的亲军将领杨沂中率军北上，接着又允许岳飞暂止班师，“与杨沂中、刘錡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金佗粹编》卷3高宗宸翰七十）。——也就是说，在岳家军所获战果的鼓舞下，赵构本人也起了恢复之意，而不存在什么怕钦宗回来或者怕花钱的顾虑（为什么不怕二圣回来可参考：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力主“迎还二圣”吗？）。毕竟这简直是臣子拱手送上门的千古功业，即使一心偏安如赵构，也还没到面对如此大的便宜都毫无所动的地步。
但问题是，在赵构于七月十八日下的“暂止班师”令传下去之前，他七月十一日左右下的那十二道金牌已经于七月十九日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到了岳飞军前了。而且结合后来的同类事件看，这十二道金牌很可能是越过岳飞，直接发到了其下辖的各军统制手中（岳家军全军分为十二军，参与此次北伐的有十军或十一军）。这里可以对比一下岳飞之后吴璘的遭遇：1141年秋也就是岳家军北伐的次年，吴璘率部主动出击金军，在取得剡家湾大捷后包围了腊家城，困住了近3万金兵，结果却在即将破城全歼敌军之际，收到了朝廷勒令他“撤兵归戍”的金字牌。其实按宋时制度，这道金牌本来应该先发给当时川陕战区的最高负责人、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但是由于胡世将抗金态度一直很坚决，秦桧担心金字牌到了他那里会被找借口迁延，所以越过老胡直接发给了正在最前线作战的吴璘。吴璘无奈之下含恨收兵，而胡世将得知这事以后大为光火，连呼“何不将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最后一腔怒气无处发泄，只能尽斩吴璘擒获的金军以泄愤。——两相参照，岳飞北伐时兵威更盛，职位权限也比吴璘高的多（吴璘当时尚不是西线宋军主将，与杨政、郭浩等人平列）而与胡世将相当，所以生怕宋军北伐成功、使自己不能再“挟虏要君”的秦桧，很可能是在岳飞身上就用了这招，后又如法炮制给吴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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