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即对柯庆施报告的批示与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毛泽东批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先后下达，1963、1964年文艺界刮起凌厉的整风运动，原本是领导机构的文化部党组被中央高层点名痛责，狼狈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击的靶子，至1965年初春，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原党组全班端掉。时任党组副书记、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一贯被视为右倾，自然成为此次运动的重点。
“美化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问题
夏衍自身存有一个回避不了、别的党组成员所不具备的历史问题，就是他被视为30年代上海文艺的“祖师爷”，曾一度美化了上海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作用，与官方推崇的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明显的时间差。这是众人认为非常犯忌的大事情。夏衍已经觉察到自己头上顶着的这个随时会引爆的“大闷雷”。
文化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痛下“毒手”，不留余地，他们向上级明确表示：“夏衍等同志把那时的上海说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已经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他们特别颂扬瞿秋白同志个人领导如何英明正确。”报告中再三强调，这是否定延安讲话的伟大意义，“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实际上已经置夏衍于不堪的“死地”。
声讨《早春二月》
电影《早春二月》的问题更引发了大范围的声讨，还为此在北影开了专题会，夏衍被迫接受批判。发言者指责他有常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对创作人员施加温情主义的影响，与30年代的作品有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夏衍只好在别人批判的基础上，承认自己“在重要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1963年7月16日，夏衍在文化部党组做了长篇检查，他自以为一再“碰到自己最痛的地方”：“近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有那么多的顾虑？为什么柯老提出写13年就条件反射想到民主革命时期的题材还要不要写？为什么电影题材比例中革命历史题材少了一些的时候会那样地忧心忡忡？为什么对1958、1959年的作品只看到缺点而不积极地肯定它的方向？这都是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而思想感情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具体反映。”这样的检查程度还是未获中宣部领导的认可。
调离文化部
50年代初期夏衍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整个状态不尽理想，连续出了《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人民的巨掌》等挨批影片，对在上海的胡风、冯雪峰等又管理不力。他万分苦恼，觉得自己政治上过于落后，担负不了这么重大、复杂的工作，一再给周扬写信，希望能把斗争性强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调到上海工作。
被内定为“右倾”、“温情主义”的夏衍与上海市委的矛盾日渐增多，市委要不断强化对文艺界的斗争，夏衍“和稀泥”的态度自然不能被容忍。他被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前，已经处于极为狼狈的境地，离开上海已算是“幸福的解脱”。多个省市委的夹击，业内又饱受下属的埋怨，内心的煎熬无法比拟。
1963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批示传达之后，身感危机的夏衍曾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自然是未能获准。中宣部多次批评电影界有组织、有意识地捧“老头子”，毫不客气地说夏衍就是电影界的祖师爷。没想到夏衍竟回应说，要消除这种影响，只有一改行，二撤戏，三开除党籍。文化部党组只能开会批夏衍的这种恶劣态度。会后汇报说，虽然夏衍承认态度不对，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是继续为自己辩解。
在1965年初临近整风运动结束之际，夏衍在党员大会上做“深刻检查”，认为自己思想根源在于自负：“美化30年代的电影、文化工作，而且认为在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套经验。”
夏衍在会上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痛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原刊《读书》2014.10期）《报刊荟萃》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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