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前排右五为端方，右六为戴鸿慈
1905年9月24日清晨，天未破晓，京城前门火车站已是一片喧嚣。据时人康继祖描述：现场“金鼓喧天、欢声匝地，则军界排队来也；继则乐声、唱歌声，声调悠扬，亦向车站而去，询之则学界也”。随后各国公使也纷纷赶来，“中外人携器具牌照者、各报馆访事员，一时称盛”，因人数甚巨，车站无法戒严，“入站台者不禁，上车者人亦甚多”。如此众多国内外各界人士齐聚车站，所欢送者究系何人？原来今日乃以清廷宗室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另四位分别是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出国访问起程之期。
五名国之重臣出访海外，又所为何事？其实他们肩负大任，即“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派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一言以蔽之，他们借考察政治之名，行学习海外立宪经验之实，为正在进行中的清末新政采择他山之石。五大臣位高任重，此番出行怎不引来万众瞩目？
“世界大势使然，国运人心使然”
9时左右，五大臣陆续来到。11时，诸人开始登车，载泽、徐世昌、绍英坐前车，戴鸿慈、端方坐后车。就在与送行者道别之际，忽然前车一声巨响，有人引爆炸弹，“惊天动地，石破城摇”，车站瞬间乱作一团……慌乱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伤与惊吓。灼伤皮肤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于第一时间记下了身为亲历者的观感：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不久，爆炸案水落石出，乃革命党人吴樾所为。悬疑虽解，然人心已乱。京师周围，俱是惶惶不安之态势，“几疑庚子之变又见，甚有举全家而徙避者”。诚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官民之心境。
一颗炸弹、一条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大臣考察立宪的计划止步？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毕竟这是世界大势所趋，非清廷一时起意之举。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便在上呈两宫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派遣大臣出国考察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提议“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开五大臣考察立宪方案之源头。几乎同时，民间士绅对此亦都有呼应。
当然，众人于耳际呼喊千句，实不如他者在面前棒喝一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全胜，固守君主专制的沙俄完败。如此高下立判的鲜明对比，引来国内舆论热烈讨论。《大公报》认为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从制度上审视，“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遂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彼时中国，舆情之向背，亦时时被朝臣督抚们所关注，成为其建言献策的参考。既然战局如此，民意这般，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即使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巨，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这势必影响到决策者慈禧对立宪的态度。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
简而言之，五大臣出国方案的实施，可谓外战、内忧、舆情诸因素交相融合所促成的结果，理想与现实叠加，危机与机遇共存，呼吁与倡导并举，改革与革命赛跑，归根结底，大势所趋也。恰如柳亚子所言：“……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立宪！立宪！立宪！”于是乎，在浓厚的立宪呼号声潮中，是年底，考察团经过重组，兵分两路，悄然踏上了探寻立宪之途。
“走马观花”，“各赏各景”
所谓两路，实则将考察团一分为二各自行动。
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带队，于12月11日乘车离京。次年1月 22日，考察团抵达日本，颇受当地民众关注，数百人前来拜见，“实极一时之盛”。载泽一行在日本共待28天，主要通过与著名政治家座谈的形式来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考察团先后听取法学家穗积八束关于宪法的讲座、伊藤博文有关日本君宪原理的演讲，了解到日本“大权者，君主所独裁，不委任于他种权限之内，非如立法、司法之权必经议会裁判也”。
2月28日，考察团来到美国。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皆宴请载泽诸人，国务卿并言及“近时中美两国互生异议者，坐彼我不详悉两国实情耳”。因美国非正式考察国别，故在美半月期间，载、尚、李等人仅仅象征性的出席一些活动，浮光掠影，流于形式。
3月22日，考察团又驶抵英国，开始对欧洲的访问。载泽等人特意邀请法政学者埃希莱就英国君主立宪政体问题做了为期六天的系列演讲。埃希莱教授围绕英国的风俗习惯、宪法精神、议院运行、君主权力、责任内阁、司法独立等内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介绍。考察团也颇感此三权分立体制的优越性 。不过他们仍认定此君宪模式“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
既然英国的制度不适于中国，那么法国的总统制更非上选，4月18日来到法国，经接近两个月(其中有13天在比利时)的参观，考察团认为“法兰西为欧洲民主之国，其建国规模非徒与东亚各国宜有异同，即比之英、德诸邦，亦不无差别”。
6月9日，载泽等人结束欧洲的考察，返程回国，其在海外共计145天。
另一路由端方、戴鸿慈率领。1906年1月5日，考察团抵达檀香山，正式揭开了寻访宪制的序幕。下车伊始，端、戴诸人便告知美方“但求随时导观，藉资考镜，他事概不与闻”，表达了一心考察政治的意图。在美41天时间，“参赞、随员、翻译奔忙异常，日则赴各处调查考究政治，以及游览学堂工厂等事，夜则分门翻译章程、各种书籍”。
3月7日，考察团来到第二个重点考察目标德国。在考察团看来，德国“一切政治颇资采择，须详细调查”，故把军政制度作为考察核心内容。端、戴诸人在德国前后停留48天，对政界、学界、商团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访察，最后断言“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至勃兴。中国近多散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为借镜”，将德国体制视为清廷应效仿的典范。
除却美、德两国，考察团还走访或途经北欧三国、俄、英、法、荷、意等国，大多蜻蜒点水、未得深入。6月20日，端、戴诸人由罗马起程归国，共计考察178天。
待到两路人马重回国土之际，翘首以待的各界人士多报以殷切期望甚或不吝溢美之词。当然，亦有冷眼旁观之人，如张謇在五大臣刚出发时，便写下这么一段话：“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这实则代表了部分立宪人士的忧虑：五大臣漂洋过海带回的所谓君宪制度，是真经吗？
“下马须栽花，知难行更难”
在众人或赞美，或质疑的关注下，两路人马各自提交了立宪改革的主张。
载泽递上《吁请立宪折》与《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两道奏折。在第一折中，载泽强调推行君宪的急迫性。他认为既然此次奉使考察政治，“中外议论咸谓为实行立宪而设”，那么如果再徘徊迟疑，“非特海内失望，且益启外人轻量之心，恐非长久治安之策”。在第二折里，载泽意在说明推行君宪的必要性。他结合中外情势，归纳出立宪制度的“三大利”：其一，可保“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同时由大臣负责行政。一旦行政失宜，或议会提出反对，或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其二，可使“外患渐轻”。今日清廷倍受列强欺侮，关键在于国家政体与他国迥异，故其“不以同等之国相待”。只要改行君宪，“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第三，又令“内乱可弭”。如今革命党蛊惑人心之理由，无非说清廷政体专制，悖于时代，那推行君宪后“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应该说，载泽凭借这“三大利”，以一种看似不可置喙的逻辑说服最高层推行立宪。其效果颇佳，“两宫览奏，大为感动”。
如果说载泽建言之重点在于消除两宫对立宪之疑虑的话，那么端方、戴鸿慈等人的方案侧重点在于对立宪理论的详细阐释、改革步骤的具体规划。他们先后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八道奏折，从君宪体制、官制改革、满汉关系、移风易俗、教育革新、军事改良等多方面详细阐述立宪之优越性，呼吁“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另外，端、戴二人还特意编纂长达20余万字的《欧美政治要义》一部，供慈禧与光绪参考。
短短半载的考察，端、戴等人怎会有如此丰富详赡的研究心得？诀窍在于他们私下雇了枪手。据陶菊隐先生揭秘，端、戴自认出洋考察政治，事件如此局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的政情资料。即使有所得，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不如寻条捷径，“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似乎方便得多”。而这位专家，便是尚被清廷通缉的政治犯——梁启超。这着实是个黑色幽默！
五大臣考察归来后的建言献策，的确直接促成了清廷“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布，推动了新政改革的进程。然而他们对君宪的理解不仅浅薄片面，甚至多有谬误，如载泽的立宪“三大利”说，若依此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思路推进立宪，那改革必定陷入迷途歧路之中。
是故五大臣走马观立宪，已被乱花迷了眼；等到下马栽花时，清廷改革的未来，愈发未卜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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