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明代以前，其区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管辖。今天我们提个假设，如果明朝初未将这片区域单独设立一个省的建制，而是一直分属三省，那么这片区域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整个大西南又将会是什么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片区域的政治。这片区域西北地区一直处于彝族土司的管辖范围，北部则处在播州土司的管辖，东部则是思州土司的领地，南部处于八番顺元宣慰司管控。总体上来看，这一片区域都处在当地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中。如果中央政权处于强势时期，则会在这里设置经制州派流官来治理，少数民族政权的实际管控范围则缩小，例如唐朝，只是西北部地区设置了少量的羁縻州，大片区域则处在当地豪族的统治之下。如果中央政权处于弱势，则土司政权会扩大，例如宋朝，乌江北部设置了经制州，而整个乌江南部都处在土司政权的管辖之下。
而如果，大明朝未将这一片区域单独设置为一个行省，那么这一片区域就一直属于邻边几个省份最为边远艰苦的地区。朝廷则对这里鞭长莫及，就会导致少数民族土司政权一直长期存在，“改土归流”的时间将会被推迟，明朝就不会完成播州和思州的“改土归流”。而水西宣慰司也不会在清初就被“改土归流”，至少“改土归流”的时间要推迟百年以上。
其次来看看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上面说到了，这一片区域一直分属周边省份管辖，这些省份又一直将其视为遥远的边疆地区，任由大小土司世袭统治。而又因为这一区域地理条件限制，山高坡陡，交通不畅，土地贫瘠，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程度不高，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得到传播运用。据 《旧唐书·南蛮传》 载:州城无固定治所，因部落而置;农业生产刀耕火种，不知施肥，岁岁易土而耕。这就看出，除了东部地区的思州因靠近中原，生产力基本上与中原相差不大以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而如果，大明朝没有建立贵州省，或者说对此区域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那就不会有大量“调北填南”的移民到此屯垦，也不会有几十万的军队到此“军屯”。这样一来，就没有大量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被带到此地，也不会有后期繁荣的商业贸易往来。那么这片区域将会一直处于三省的边远地区，不会得到开发，鲜有商人到此，让此区域的发展延迟几百年。
而这片区域从军事战略地位上来讲，处于西南腹地的贵州，东接湖广，西控川滇。实际上从秦汉开始，就已经注意到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派唐蒙出使夜郎，也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没少注意这一片区域的军事战略意义。主要是，没有这一片区域的安定，也就无法控制川滇。而这一区域又长期处在地方土司政权控制之下，中央政权无法更深入的管控此地，导致这地方长期处于土司政权之间为了争夺地盘相互大打出手的境地。没有这一区域的安定，也就无法让此地成为“拱卫”川滇的根据地，就不会有美丽富饶的大云南。
朱元璋对此就看得比较透彻，当初为了消灭掉盘踞在云南的元蒙余部，在派付友德前往征讨时，就意味深长的告诫傅友德说:“要夺得云南，必须重视贵州”，“贵州每一梗阻，致使滇南中断”，“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所以在扫除了此地区元蒙余部军事威胁以后，朱元璋便将几十万大军就地留守开垦，此后又将人口稠密的江南一带老百姓调往云贵开荒种地，让此区域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为贵州的建省打下坚实基础。
实际上，贵州的建省序幕的拉开，从元初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元帝国为了灭掉南宋，并不是从北往南的直接推进，而是看准了这地处三省之交的战略要地，并以此为通道，成功地完成了对南宋王朝的迂回包抄。元朝开国之后，又在贵州境内大量屯兵，兴修驿道连接三省， 借以控制思州、黔中及播州等地。从元朝开始，贵州的这片区域就一跃而为三省交界地的政治、军事中心，有了成为一个行省的建制的雏形。
而到了明朝，贵州这一军事战略地位更加得到凸显，从朱元璋一朝的开发，就为朱棣建立贵州省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朱元璋也早就想过建立贵州省，但因为时机未成熟，没有付诸行动。到了朱棣一朝，因为思州土司内部分裂，天天为了争夺土地和矿产战火连天，朱棣便以此为契机，一并把思州土司给镇压了改土归流，随即将黔中、黔西、黔南一带整合建立贵州行省，思州的改土归流就成了贵州建省的直接性原因。
但是当初贵州的建省，并非是从经济上考虑，更多的是从军事战略和政治上考虑，因此，在设立贵州行省以后，刚开始并没有设立管理民政的机构，而是军事机构。从经济上，除了派大量军队和民垦队开荒种地以外，每年此地欠缺的经费，均由周边省份“接济”，以维持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
到了清初，贵州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但经费开支本地无法解决，长期靠周边省份的“接济”也不是办法，因此便将特别富裕的遵义军民府划入贵州，让贵州的经费开支能够达到“自收自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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