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建设投入巨资，约有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在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上千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如今，摄影师用了6年时间找到了他们当中的几位，从个人的视角揭开了历史的一页。
2013年，88岁的邬建坤，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1966从上海支内来到西安。退休后，自己开修鞋铺发挥余热。手中的照片是他1963年6月，被评为五好工人时的留影。
“三线建设”就是我国六十年代，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在三线地区布局的国防建设。当时的划分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陆收缩划分三道防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及晋豫湘鄂粤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二线指介于一三之间的地带。
2015年，四川锦江，倪同正1949年生于上海，1970年从上柴支内到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厂子破产之后，现居上海，主编《锦江岁月》及《三线风云》等著作。
三线建设这个词，是1964年4月，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的。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尤其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如今搜集起来的上百枚各种章子，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7月21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此后，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把毛泽东的三个因素概括成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于是就有了“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一说。也于是紧接着就有了400万根正苗红，政治合格的一线城市军工厂的干部员工，牢记毛主席的话——“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的美好心愿，或孓身一人，或拖家带口到了“靠山、隐蔽、分散”的三线地区。
2015年3月4日，83岁的王春才先生，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如今忙着领头抢救整理“三线”文献。人们尊称他为“三线活字典”。
有的一来一辈子。可是这些到了三线地区的军工厂，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十几年的时间里，形势发生了变化。8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模式也转向了市场经济模式。
2015年，贵州六盘水首钢水钢，尽管也经历的三线企业的转型大潮，他们还是挺了过来，进入现代化时期，一个工人要看护多台机器。
世界和平，战争局势退去，许多军工配套厂子没了用武之地，有的开始关停转变，他们被推向市场，适者生存。可是，这批当年20来岁的青年，转眼已人到中年。再回故乡，两眼茫茫。本来自己的家，却成了寄人篱下。
2015年3月5日，倪同正再次回到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这里的好多厂房都是他们自己建造的，看着厂子如今的沧桑，令他想起七八十年代的辉煌，禁不住触景生情，哭了起来。
如今，还有成千上万的“三线建设者”们，回不了故乡。他们自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假如有一天，你在三线城市里碰见许多说普通话的中老年人，说不定就是60年代从沿海城市来的三线建设者。你一定要对他们肃然起敬，如果当年没有他们的“三线建设大迁徙”，就没有内陆如今的经济大发展。想想一个当年在沿海生活富裕，工作称心的知识分子，技术人才，科研专家，凭啥到了落后的三线贫困地区？还不就为了一个伟大的愿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不受他人欺负的强国。
2013年，韩阜新，62岁。祖籍河南，六七岁时随父亲从东北兵工厂迁至西安。随后，招工至风雷仪表厂。如今企业破产之后，返聘在该厂做门卫。他手中的仪器，就是该厂当年的王牌产品。
2014年日，西安，陈绍霖，92岁，江苏扬州人。1966年从上海支内来到西安风雷仪表厂。如今从事手表工作77年，他耳聪目明还自己开着修表门市。
2010年，陕西洛南县卫东镇，曾经是三线厂房密集区，自九十年代搬迁至西安之后厂址荒废。这间大礼堂，如今被个体户租赁下来养鸡。
2011年，贵州绥阳，3533厂，80多岁的潘先生。尽管新厂已搬迁到了遵义，他仍坚守在这里。他说，我就是六十年代毛主席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从江苏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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