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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及其作品欣赏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

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先后娶过两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叫王弗,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乡贡进士王方的侄女。苏轼步入“婚姻殿堂”时十九岁,这一年王弗十六岁。按苏轼自己的说法,他本想过隐居生活,既不想娶妻也不想做官,只是迫于家庭压力,才不得已结婚考进士。不过王弗进了苏家,伺候公婆无微不至,让苏轼很感动。更让苏轼吃惊的是,王弗没读过书,只是在他读书时喜欢陪在他身边。而当他偶尔有所遗忘时,王弗竟能把一段段的文字背出来,这让苏轼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嘉祐六年(1061),苏轼签书凤翔府判官,带着王弗赴任。苏轼是个有口无心的性格,这种人在官场上混容易吃亏。王弗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丈夫很留心。苏轼接待客人时,王弗常躲在帘后听,客人走后,她很快做出判断:某人光拣你爱听的说,绝对靠不住;某人对你恭维太过,一旦你没了利用价值,他很快会背叛你,甚至落井下石!更奇的是,后来的结局大都与王弗的判断相合。可惜好人不长命,治平二年(1065),苏轼刚从凤翔回到汴京,王弗便因病去世了。苏轼非常悲痛,打算稍闲时将王弗遗体送回老家安葬。刚好次年他父亲苏洵病故,苏轼便将两件丧事一道处置了。

与王弗的恩爱,在苏轼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熙宁七年(1075)他担任杭州通判时,还梦见又和王弗在一起,只是这次“相聚”的情景格外凄凉,于是提笔写下悼亡词《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第二任夫人叫王闰之。他在《祭王君锡丈人》说:“某始婚姻,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天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罍篚。”意思是苏某初娶的是您的侄女(古称叔伯之子为犹子),可惜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而您的幼女闰之,又成了苏某的夫人。王闰之生于庆历八年(1048),王弗生于宝元二年(1039),相差九岁。有人说早在苏轼娶王弗时,王闰之就因自己没能嫁给才华横溢的表姐夫深感遗憾,这不符合事实:王弗十六岁出嫁时,王闰之才七岁,哪来的遗憾?

苏轼续娶王闰之在哪一年,没有现成的书证。按情理推断,应该是他治平三年(1066)回乡葬父期间议定,返京前结婚。古人守丧必须守足二十七个月。苏洵死于治平三年四月,所以苏轼与王闰之结婚应该在熙宁元年(1069)七月之后。《年谱》称苏轼熙宁元年免丧,二年回到京城。据此可以断定,苏轼守丧期满后,很快和王闰之完婚,随后一同回到汴京,二人结婚必在熙宁元年之末。关于这一点,还有确凿的证据:《宋史·苏轼传》说:“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说苏轼知杭州时,他和王闰之所生的儿子苏过十九岁,顺利通过乡举,继而到汴京参加会试。苏轼知杭州自元祐四年(1089)七月始。据《汴京遗迹志》载,元祐间会试只有两次,一在元祐三年,一在元祐六年。宋朝乡试则在会试前一年举行。按这个时间表,苏过参加的是元祐五年两浙路乡举,当年前往汴京。倒推十九年,苏过生于熙宁三年(1070)。也就是说,苏轼到汴京不久,王闰之便怀了孕,这个时间绝不会错。

熙宁二年后,苏轼相继担任过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刚到湖州没几天,就遭奸人陷害蹲了大狱。王闰之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没有跟随苏轼赴汴京狱。几个月后,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久王闰之由苏辙护送到黄州。这位少夫人和她堂姐一样聪慧,她甘愿和丈夫过清净的农家生活。《苏长公外纪》说苏轼在东坡养了一头牛,不料得了牛水痘,眼看将死,王闰之献计说:“赶快熬一锅青蒿汤,准能救活。”苏轼如法炮制,牛果然痊愈。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执政,苏轼遇赦担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上任七天被召回朝,初授中书舍人,接着升任翰林学士,其间外任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知州,又回朝担任礼部尚书、翰林承旨。就在这一年,跟随了苏轼二十多年的王闰之因病医治无效,死于汴京。苏轼在《书金光明经后》中说:“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王闰之刚闭上眼,苏轼便被轰到了河北定州,没几天又贬惠州,再贬海南岛,直到六十五岁才遇赦北归。如果王闰之不死,也只能跟着倒霉的丈夫流落岭南活受罪!这两位蜀中丽人,王弗可谓红袖添香,王闰之可谓祸福与共,她们都亲身领略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才子苏东坡的风范,从这一点来说,她们真是很幸运。

苏轼身边还有位丽人也姓王,叫朝云,是他当杭州通判时收入室中的,那年朝云十二岁,是杭州的歌妓。苏轼为朝云写的墓志铭说:“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看来“敏”和“义”可以概括朝云的品行。宋朝士子身边虽有夫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妾。朝云的“敏”主要表现在艺术方面,时不时为苏轼浅斟低唱,是她分内之事。她跟着苏轼也没少担惊受怕,发配黄州、流放惠州,都在苏轼身边。绍圣三年(1096)七月的一天,身在惠州百无聊赖的苏轼想听朝云唱歌,于是命她把《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唱一遍。朝云似有所感,流泪说道:“妾平生最不忍唱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也。”苏轼伤感道:“我方伤春,你又悲秋!”没想到几天之后,朝云竟死在惠州,年仅三十四岁。

苏轼一生接触过的女人不止这三位。叶廷琯《鸥波余话》说:“衡山王泉之曾至都昌,见《都昌县志》载坡公南迁时,遣妾碧桃于县。”意思是苏轼被贬惠州,为了让侍妾碧桃少受罪,到都昌后,将她留在那里自谋生路。为此还颇为伤感地写了首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见,东风吹老碧桃花。”陈鹄《耆旧续闻》又说:辰州陆知州曾对他说,苏轼《贺新郎》词提到“榴花”,人皆不知其意。他曾在晁说之家见过东坡手稿。晁说之告诉他:“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故词多及之。”意思是朝云死后,苏轼身边还有侍妾榴花相伴。关于碧桃、榴花的记载比较缺乏,其真实性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苏轼(公元1037--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属于四川)人,是中国北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127年)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曾担任嘉佑进士等官方职位,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在文学艺术界很有名气。

      他擅长画竹子,学习文同。他较早的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的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苏轼 《书法》

      苏轼是一位全才,在诗、词、文、画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喜欢用夸张比喻手法,在艺术表现方面有自己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对后来文学界很有影响;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属于豪放一派。苏轼,以他广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给当时的词坛带去了新鲜的空气。他有意以诗为词,终于从他开始打破了词坛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贡献是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了独立的抒情诗。总而言之,苏轼在诗、书、画、印等几个方面中都流露出一种传统的思维观念,提倡一种发自内心的艺术创作道路。

《古木怪石图》纸本,墨笔。

图左画一怪石,谓其怪,我依其石身上满勾的圆形弧线,当作石之纹理看去,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其结构。右边是石旁穿出的一株古木,枝头枯杈,极似一组左右分叉的鹿角,但是也有奇处,就是虬曲之树身,到上方竟然转了一个圆圈,见所未见。连米芾也觉得“怪怪奇奇无端”。待读到东坡的论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才有点明白,原来东坡本就无意写实。联想到他极为推崇的表亲文同也好画“S”形的“纡竹”,意在表达虽遭倾轧但仍挣扎向上的心志,那么东坡画的树干被压向下却又转弯向上,是否也有所寄托呢?东坡一生屡遭挫折和打击,其思想中儒、道、佛的影响都非常深刻,他又崇尚“意气”,那么在画中有所寄托也在情理中。从笔墨上看,画中无论怪石的纹理还是古木的枝干,以功力深厚的中锋运笔,线条弧曲劲挺,十分优美,分明是北宋的时尚。而选择古木怪石为题材,在当时也不多见,其意似在弘扬其倡导的“士人画”的“萧散简远”、“古雅澹泊”的境界。影响所及,进入元代,枯木竹石也如墨竹画似的成为文人热衷的画题。

苏东坡以文章、书法名天下,然而他散见于诗文中的画论,却成为五百年后董其昌阐述南北宗画论的理论基础。虽然文人作画,“自娱而已”,早在南北朝时梁萧贲已有此说,但不求形似,“取乐于画”,“取其意气所到”,追求“简古”、“平淡”的意境,则是由苏东坡以优美的文辞传导给后人的。米氏父子更直言之为文人“寄兴游心”的“墨戏”。北宋以来,更多的文人介入画坛,这对于提高中国画的文化内涵,意义深远。画家以笔墨为游戏,“聊以自娱”,就似今日人们业余或退休后聊以书画修身养性,实在也是中国书画的一大特性。然而苏东坡的初衷,似有诸多的无奈,他也许预想不到,文人的笔墨游戏,日后竟会走出“自娱”的书斋,风靡画坛,以至于到今天可能有不少的人模糊地以为中国画仅是一种所谓“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笔墨游戏。其实,历史上的中国画包蕴了更广博的文化内涵。唐、宋、元时期的中国画曾经是那么的丰富和辉煌。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忠”。他才华横溢、成就卓著,在中华文化史中也称得上一个奇才。其诗、文汪洋恣肆、清新豪健,似天马行空,不落俗尘。其书法丰腴跌宕、绵里裹针,在用墨上独具心得,虽甚用意,却又天真烂漫,不露痕迹。史载他善画竹,但流传至今的仅《古木怪石图》一图,然而他关于“士人画”的立论却深入人心,影响了此后一千年的中国画的发展。



《水调歌头》·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北宋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倍受后人的赞誉和喜欢。是独具特色,脍炙人口的传世词篇。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来回驰骋的开阔空间。



 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认为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此说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词。词中采用白描手法,出语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镂出,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这首词思致委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唐五代及北宋描写妇女的词篇,多数境界狭窄,词语尘下。苏轼此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词来悼亡,是苏轼首创。在扩大词的题材,在丰富词的表现力方面,本篇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苏轼 《枯木竹石图》纸本

      北宋文坛上,出、现了一位诗画俱精、才华横溢的文人, 他就是《枯木竹石图》的作者苏轼。 

      苏轼(公元1036 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工诗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辛词派”的创始人。他的书法自成一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享享“宋四家”之誉。绘画方面能作人物,尤擅墨竹松石,论画有卓见。苏轼一生的艺术活动,虽精力文学,兼事绘画,但他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画相通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文人画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绘画作品,传世不多,现存的《枯木竹石图》,虽无款印,但据刘良佐、米黄麟诗,知为苏轼所作。

      《枯木竹石图》,纸本,作枯木一株,干偃枝曲,盘扭而长,不著树叶,但拙顽枯傲的树干,凌空舒展的枝梢,则生动地呈现出枯树那种老劲雄放的“傲风霆”姿势。树根处作一特大怪石,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重心,旁生竹子几株,稀疏的枝叶,也显出了委曲争生的活力,颇多野趣。全图笔墨无多,生趣自溢,有较强的表现力。苏轼平生嗜作枯木怪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苏轼早年的政治态度偏于保守,曾上奏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新旧党争之中,苏轼屡遭打击而被贬,先后至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又因诗文中有“汕谤,之言,被捕下狱。哲宗复朝,他官至翰林学士,但留赵党重新秉政后,又被谪惠州,再贬琼州(今海南岛),在离京遥远的边缘海角,过着与幼子相依、以读书为乐的晚年生活。1100年,宋徽宗即位,遇赦北还,卒于常州途中。由于思想上受儒家和庄子的影响,以及宦途的得失遭遇,生活的颠沛流离,致使苏轼产生了许多矛盾的想法,形成了他一种忧民伤时、旷达颓放的复杂性格。苏轼诗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沉自适思想,洒脱傲放风格,与他一生升降荣辱的境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他自题《偃松图》所言:“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借枯木顽石寄情遣兴,写出胸中逸气,傲岸于人间,这便是苏轼绘画创作求“象外”之意的真谛。文人作画,习以借物抒情,借花木象征人生或比喻自己。《枯木竹石图》重笔墨情趣,与苏轼书法的运笔一致,这种绘画的表现形式,为元明清的文人画家所继承,如元代赵孟頫作枯木竹石,明代文征明以及清代恽寿平作树石花卉,都有这种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轼《枯木竹石图》可以说是当时文人画的典型作品。

      苏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同时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反对因袭模仿,力主变革创新,要求作品具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主张绘画要形神兼备,着意于物象的精神实质,认为“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不知”(《净因画院记》),以“形”和“理”得失的利弊关系,说明形神俱足,刻求气韵神采的重要性,并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那种崇尚形似,不及神妙的画评,予以尖锐的批评;他提倡诗画相通,画中蕴含诗意,诗画两者的有机糅合,可拓广作品的意境。他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兰田烟雨图》),已成为评论诗画的常用术语。他注重对生活的填密观察和切身感受,认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创作才有理趣可言,否则易于平板千瘪,乃至于大损事理。他的绘画理论与北宋院画专以形似、拘挛规矩的保守倾向相对立,把画家从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欣赏《枯木竹石图》这一作品的同时,对苏轼这一方面的功绩,不能不赘述几句,以作为鉴赏具体作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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