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商朝早期与晚期文化分布中心分别在郑州、安阳两地。但商朝中期考古文化的中心则较为分散,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正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1造型特征
商代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尊、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已出现的宽肩的大口尊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出现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2花纹与装饰
此时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细而密集。一般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经较为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了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的话,无论是头像还是躯体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3铭文特征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不过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1造型特征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二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见于殷墟5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庄扁壶则风行扁壶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5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殷墟5号墓。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猪尊、醴陵象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中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5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代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且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188号墓出土的就有此种直壁 ;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5号墓有这类 。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土过一例,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5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椭方体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殷墟5号墓出土爵近50器,却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但这种尊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饔(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5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愈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5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十五祀小臣俞尊、戌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的卣成组合出土;殷墟西区43号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出土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且有垂珥。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土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2花纹与装饰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十几种动物纹。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3铭文特征
这一时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然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在今后的金文研究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