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六艺”
文/燕凯
一、“艺”字与“六艺”：中国文化之传衍方式
《说文·丮部》释“艺”字为：“埶，种也。从坴、丮，持亟种之。”本义为种植。它的金文写作“ ”，像一个人跪在地上用双手种植树苗，下面为土，突出种在土地上之意。种植苗木是“艺”字的源初取象，人种下种子，浇水培土，扶持幼苗，修枝剪叶，直至收获果实，种植之“艺”贯穿其中。这样“艺”字深深的与生长联系在一起，而籍以生长的“根苗”与“种子”，又必须“天地人”“三才”都参与其中：天赐予阳光雨露，地提供养分基础，人施以保养呵护。种子在天地人的交流贯通中萌生，在远古人类看来，这不是最神奇的宇宙图景吗？那么，反观人类，其成长也是由稚子到青春，从壮年到老年，不断接受教育，问学于师长，修养于自身。一生伴随着曲折、艰辛、快乐而成长起来。人与植物虽根本不同，但从“艺”字之“象”看来，二者又共通有着培育扶持，经历曲折，顽强生长的意味。
的确，“艺”是中国人感通天道，人际、自身的特有方式。通过种种“艺”事，人回到了生活的本真自足之态。
“艺”显现于文化的样态就是“六艺”之教。
这一传统自古有之。孔子晚年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六经”，亦谓之“六艺”。《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还有一种说法，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这在《周礼·地官·保氏》有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里的“艺”重在“技艺”操作。为了方便区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艺”与“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本文姑从俗论，将前者称“大六艺”，后者称“小六艺”。
“大六艺”作为典籍，故名“六经”。马一浮说：“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 马先生所言“树艺”，直指艺字“本象”。 “大六艺”是用文字经典教人以“道”，阐明义理。但我们要明此道理，必要在行为处事中亲切体证始得。“六经”之“文”终究指向于“行”，落实在“事”。《诗》因情感发，寄于文字，有平仄和韵律。《礼》揖让进退，《乐》节奏铿锵，都是体现在行为上。《易》主阴阳变化，玩索而有得，也须在操作中应验。《书》与《春秋》虽侧重纪事，看似缺乏操作性，但其微言义旨还是教我们体察政治、历史，依然是在“行”中把握事理。
“小六艺”则教人在实践中操作、感触，直接就是技艺的传承。比如其中的“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包括“五御”：“鸣和鸾、逐水曲 、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在《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学习御马的故事，描写极为生动：
“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稗，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执 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 汝先观吾趣。趣如事，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泰豆乃立木为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还，无跌失也。造父学子，三日尽其巧。泰豆叹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嚷汝之行，得之于足，应之于心。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造父御马，可谓通道！他形容驾车时衔、辔、手、心配合无间，从心所欲。这与宋曹论书颇合旨趣，他说：“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 另有张怀瓘《文字论》所说：“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视，则识不尽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 恰似前文“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的注解。可见，“艺”虽有二，道通为一，“书”与“御”正是殊途而同归。
从习书的角度看，书“艺”本就是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技能，但操作并非流水作业般的简单重复。其关键要使“艺”事根植于生命的“土壤”，令其“活”起来。最初不免要刻意于笔法训练、点画精熟、结构妥帖，这些不过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它用来蓄积力量通汇到生命之流中去。“道通为一”不是口头的空谈，而是真实如如的实证体验。到此境地，技艺与道相通，御马与习书相通，大、小六艺也相通，是谓通达无碍。
将大小“六艺”并置，两者都有“礼”、“乐”。“小六艺”“所明礼，乃指仪容器数；所名乐，乃指铿锵节奏。” 马一浮斥之：“是习礼乐之事，而非明其本原也。” 如果失去“道”的旨归，的确“小六艺”便停滞在技术的层面了。故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比如“书”艺，专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要在识字，被称作“小学”。但学“技”“艺”之人，若心有妙悟，操存之际自然感通，则“近乎道”矣！若心通乎道，虽“庖丁”“轮扁”亦是道人；若只为“稻粱谋”，虽精熟“五经”也是俗儒罢了。
进一步说，“六艺”正是中国人问道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西方文明得益于理性精神的发达，开出科学一路。中国人恰在“六艺”中回归生命的“原点”。作为人，上下贯通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推广普化可以修身、齐家而至天下。“艺”有人的参与，种下“种子”，培植“根苗”，随“天地”呼吸，与“阴阳”消长，每一刻都生机勃勃。可以想象，“艺”孕化着中国人的文化情怀，它即是我们回归本来的“通道”。
二、书法在“六艺”中的安置
从“艺”的文字之象到“六艺”的简要分疏，大略能感受到中国文化以“艺”传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书法在大小“六艺”中处何位置呢？书法之“艺”有怎样的生长机制呢？
我们将书法分别置于大小“六艺”中，比较其宗旨异同。先看“小六艺”，“书”专指“六书”。即：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最早载于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学“六书”之“艺”，重点在于识字。因为，字中可以“识”出：“象”、“形”、“事”、“意”，又可以通过形旁、声旁组合繁生，还可“转”可“借”，层出不穷。造字，是先民俯仰天地，感格万类，“取”“象”而成。就比如这个“取”字，《说文》曰：“捕取也。从又从耳。” 左面是耳朵，右面是手(又)，合起来即是用手割耳朵。古时作战，就以割取敌人左耳以计数献功。“取”这一动作将“人”与“耳朵”两种“物”通为一“事”。再看象形字“牛（ ）”，是将“牛角”与“牛”取其“象”通而成字，绝非简单勾画牛的形象。再有，《易》之“坤卦”也代表“牛”，即取其“顺从”“宽厚”之象。也将“阴”“地”“女性”“母亲”“牛”等等“象”通而为一。还有，开篇讲到的“艺”字，也是取常见的“事”“象”，直指“艺”的根源，而且比类相通，又能激发无限的想象。从以上的例子看出：“取象”不仅是取形态相仿，也不只是音声相似。所“取”是“心”“物”交感之际，生动活泼的“象”，当下即抓住事物的根本特征。而且，因“时”“位”之变，所取之“象”又不可定执。先民造字，正体现了中国人善感妙应，通类达意的“取象”思维。故“六书”之“艺”是在识字中让我们领会周遭的人事、物理、自然、万物，其义蕴深矣！
再谈“大六艺”，书法艺术当归于《诗》、《乐》。马一浮先生主张“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由此观之，书法理当归于《诗》、《乐》。《诗》主于仁，令人感发兴起，心地活泼。书法创作要感而后发，乘兴而书。而观摩临习，也是要回溯到书家挥毫之际的情感。笔墨起到的是媒介作用。“《诗》言志”，“思无邪”，诗情流露处，总是心无私系，如泉涌出，清冽纯然。《乐》教与《诗》相通。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之感兴，更像从源头引来清流；《乐》之和畅，如小溪大河，徘徊激扬，体现出的是韵律之美。《礼》是在“学而时习”中体会进退、收放。正如书法之法度：用笔有方圆、藏露、转折。结构有疏密、倚侧、开合。目的是让我们掌握用笔，通晓体势，期于合度。看似繁复的仪则法度，其宗旨却是返约而易简。 “立于礼”方可“成于乐”。马一浮对《礼》、《乐》曾作会通：“礼是乐之由籍，乐是礼之化行。礼乐同行，唯序故和。因和益序，本无先后。” 《礼》重在调适，合于法度，又不能滞于法度；《乐》旨在融融和恰，物我畅然，但忌在情感流荡失据。所以，《礼》《乐》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以书法观之，《诗》、《礼》、《乐》的精神都在其中了。通会而说，书法之“艺”就是回归于心，安住于心的途径，书“艺”通于“六艺”，亦通于此“心”。马一浮先生向来也主张“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
只因常人的“心”拘于习染，有所偏执。故须“六艺”之教救其偏，以复归本性，显现“一心之全体大用”。学书必先立意高明，有志于道。郝经认为：
“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学问，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然后熟临二王正书……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出入二王之间，复汉隶秦篆皇颉之初，书法始备也。”
必具此见识，才不会将书法认作“视觉艺术”。它不描画外物，但可以寄物起兴，发之于书；书法也不仅“表现”人的情感，而是要调理性情，变化气质。纷扰驳杂的情绪正把我们的“心”引向偏执，不得其“正”。 “身有所忿嚏，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书法是通过写的“艺”术，调和身心，化解习染，归于本分。“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消闪避取巧，便是极诣。” 刘熙载道出了平淡至真的话。
“艺”字本意是依靠人扶持、培养而生长苗木。“小六艺”更接近操作，通过具体日常的途径改善人的行为，趋于正道。作为经典的“大六艺”则从根本上统摄诸法，会归一心。但作为书法，在以上三层意思中都能得以体现。由浅入深，书法之“艺”都自有其位置：可以是书写、识字，可以寄情、玩赏，更可以返归于心，通达于道。
三、为书法艺术“正名”
将书法“艺”术置于“小六艺”、“大六艺”的系统中观照，可以澄清目前某些对“书法艺术”一词的理解偏差。也从根底上辨明，书法艺术并非我们日常习惯所指的“艺术” 概念。因为，“艺术”一词置于现代实在有太多的误解。经过本文的讨论，书法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已然显明。不像很多人所认为：书法是通过笔墨技法书写汉字，以“抒发”和“表达”“情感”，因为不直接描写物象，便具有“抽象性”，在门类划分上当属“视觉艺术”。
在此，我也不必归纳出一个“更为适合”的书法定义。因为，那同样会带来误解，徒劳而无功。“定义”只是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它并不能带给我们“亲切”的“体认”，反而会成为阻隔。中国之“艺”术，向来不追求耳目之娱，却是“反求诸己”，是在“操作”中回归自心的一个“通道”。很多人称书法为“视觉艺术”，分析其“线条”“形式”，实质上，与我们文化之“艺”的传道之路是南辕北辙的。纵观前贤，他们在论书从未给书法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在表达书法与人生，与书家气质，与书写状态，种种息息相关的切身之感。比如：汉代杨雄的“书为心画”，元代郝经的“书法即心法”，明代项穆的“书为心相”等。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周星莲对“字如其人”表述得更为具体：“余谓笔、墨之间，本足觇人气象，书法亦然。” 以书论人的观点在古人书论中不胜枚举，泛泛引证，却成笼统之见，于真正的问题并不能深入。在此，我们把书法与“艺”，以及“六艺”接通，即可明其本源。
陶渊明诗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文化人的精神所寄，往往将种豆南山，躬耕田亩作为归处，这不也是将人生视为“艺”事，把“我”这颗“种子”种于“田园”吗？书称笔耕，砚作砚田，书法，何尝不是文人随时可以耕种于自心的田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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