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

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新旧交替，思想纷争，他本人亦饱受其苦，平生历经“百死千难”。

然而，他愈挫愈勇、高扬良知、挺立主体，以期收拾人心、重整道德，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心灵净化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圣人，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

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

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

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

所以，他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为南赣巡抚时，他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

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当宁王起兵时，许多官员在观望，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并起兵平叛。

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

学生徐爱等人曾经就“知行合一”向王阳明提问：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为何有时只说“知”、有时又只说“行”？为何有时只说“心”、有时又只说“物”？王阳明回答：“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这种方法，恰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所有的言论和文字，都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展开。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截了当、简洁易懂，问题是容易被断章取义、被各取所需。虽然王阳明有时因“物”说“心”、因“行”说“知”，有时又因“心”说“物”、因“知”说“行”，但在他那里，心和物、知和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所以，我们学习研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脉络、表述特征特别是“语境”有真正的认识。

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担当精神，是为“良知”。以“良知”为灵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为一体，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