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問》“徹彼岐社”與文王事殷
史述考
提 要：
《天問》述商周之際的史事，言及“何令徹彼岐社”，一般釋為“通岐社而為太社”，認為事在武王之時。此與所述史事順序不合，歷來未能定詁。若將此事置於季歷被囚殺、姬昌事殷、西伯受命諸事中考察，可知文王繼位之初曾率族人伐殷而大敗，不得不徹除岐社而奉殷祀，與殷王室通婚，再次服事商王。被任命為西伯後，重啟岐社並受命於此，上告天帝，公开伐殷。武王即位於商太社，周公營周太社於雒，文王、武王時並無通岐社為太社之事。从社祀制度的视角来看，《天问》中所言的廼立冢土、徹彼岐社、遷藏就岐、受命岐社，是周人遷岐、服商、自立、反商的標誌性事件。
關鍵詞：
廼立冢土 囚殺季歷 徹彼岐社 姬昌事殷 遷藏就岐 受命岐社 周立太社
五、“西伯上告”與受命於岐社
《史記・殷本紀》記載殷紂王囚姬昌的原因是：“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言姬昌因同情九侯、鄂侯而被囚禁。今本《竹書紀年》系其事：“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裏。”帝辛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二年紂王便“大蒐于渭”，顯然是紂王意識到，殷王室大量成員投奔姬昌，西土諸侯朝周，周再次成為殷商在西北邊境的安全隱患，親自在商周交界的渭河流域主持軍事演習，趁機囚禁了姬昌。
上博簡《容成氏》記載姬昌被囚禁後，西土諸侯發生叛亂：
於是（乎）九邦畔（叛）之：豐、（鎬）、郍、□、于、鹿、耆、宗（崇）、（密）須是（氏）。文王（聞）之，曰：‘唯（雖）君亡道，臣敢勿事虖（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虖（乎）？（孰）天子而可反？’受（聞）之，乃出文王於（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亓可（來）乎？’文王曰：‘可。’文王於是（乎）素（端）（褰）裳㠯行九邦，七邦（來）備（服），豐、喬（鎬）不備（服）。文王乃（起）帀（師）㠯鄉（嚮）豐、喬（鎬），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盡）。一人為亡道，百眚（姓）亓可（何）辠？”豐、喬（鎬）之民（聞）之，乃<陞>[降]文王,文王時故時而（教）民時，高下肥毳之利（盡）（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昔者文王之差（佐）受也，女（如）是（狀）也。
紂王面對西土之叛、淮夷之亂，只能依仗姬昌來平定西土。傳世文獻亦載姬昌斷訟、伐崇、伐密，穩定了西方的局勢。帝辛三十年，姬昌率西土諸侯朝殷。周原甲骨載有商冊封周方伯之事，H11:82：“……在文武……貞王其邵帝……典。冊周方伯。”H11:84：“貞，王其拜又大甲。冊周方伯。思正，不佐，於受有佑。”言姬昌受殷纣王命而为方伯。從甲骨卜辭來看，商之牧師只是負責警戒邊境的普通諸侯，姬昌在西土諸侯叛亂後才被封為方伯，史稱西伯，獲得了專征西土諸侯的權力。
姬昌以西伯的身份受命於岐社。今本《竹書紀年》載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于周社。”此為姬昌受命的象征。《墨子》佚文：“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康有為認為此事出於舊說：“此言征有苗事，亦必墨子之《書經》。必是舊文，而墨子稍附己意者。儒書文王無伐殷事，三分服事，孔子所以發明文王為純臣也。據《墨子》則有之。必有一家託古者。”所言之事絕非墨家杜撰。《呂氏春秋·應同》亦有類似記載：“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赤烏降臨岐社，被作為姬昌受命的祥兆。漢儒作了進一步的演繹。《尚書中候》言：“季秋，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帝子。”《易緯·是類謀》亦言“文王受丹赤雀書”，《春秋元命苞》亦言“鳳皇銜丹書遊于文王之都”，后世便以赤烏集於岐社作為周受命代殷的標誌。
清華簡《程寤》記載姬昌受命為文王的情形：
隹王元祀貞（正）月旣生（魄），大（太）姒夢見商廷隹（惟）棶（棘），廼（小子）（發）取周廷杍（梓）梪（樹）于氒（厥）（間）外，（化為）松柏棫柞。（寤）敬（驚），告（王。王）弗敢占，（詔）大（太）子發。卑（俾）霝（靈）名（凶），（祓）。祝𢗹（忻）（祓）王，（巫）（率）（祓）大（太）姒，宗丁（祓）大（太）子發。敝（幣）告宗方（祊）（社）（稷），𢗹（忻）於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大（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于皇帝（上帝）。
其中提到的“受商命于皇帝（上帝）”，即文王上告天帝，以接受天命。這是周人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標誌着天降命於周。《尚書·召誥》言：“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為周人津津樂道。《大雅·皇矣》詳細敘述了文王受命的過程：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帝謂文王，“……以篤於周祜，以對于天下。……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訽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沖，以伐崇墉。”
其中所提到的“帝省其山”，便是言天帝觀省岐山。經過太王、季歷、文王三代經營，周人生活有序，遂授命於周。《墨子》《呂氏春秋》等書敘其事，《緜》作為周人史詩，記述了姬昌受命之後與天帝的對話。其中既言明天帝授命姬昌的原因，也敘述了姬昌征服西土的合理性：就商周關係而言，紂王授姬昌為西伯，使其具有專征權，可以征服西土不服之諸侯，姬昌有了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就周人內部動員而言，征服西土是天帝的命令，伐密、伐崇秉持的是天帝旨意。此後的“是類是禡，是致是附”，言姬昌遵從天帝，開始建立祭天、祀地、享祖之禮。禡祭為出兵境外舉行的祀地之禮；致祭乃“致其社稷群臣”，姬昌可以率領被征服國之群臣祭祀岐社；附祭乃為被征服國立後祭祀其先祖。類祭為祭天，見《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孔穎達認為《皇矣》乃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姬昌可以直接祭天，表明其可以直接與天帝溝通，不再接受商王的統領。
《皇矣》之後的《靈臺》，言姬昌修築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靈臺是觀察物候以探究天時的設施。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言文王初築靈臺以測天，修靈沼、靈囿以觀物候，標明周不再用殷商舊曆，而自行與天帝溝通、自定律曆。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的“改法度，制正朔矣”。姬昌受命之後，自定律曆，表明其不再作為殷商諸侯行事。武王自豐徙鎬，立京以祀天，周人遂以殷並立而能征伐之。
由此來看，《天問》中提到的“西伯上告”，乃言姬昌受命事。其中的“上告”，為姬昌上告於天，從此周人不必再受制於商。《史記·周本紀》載西伯受命並得到西土諸侯承認之後，紂王曾不屑一顧：“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認為天命在己，姬昌自言受命，其能奈何？《天問》中的“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是言紂王不明天命已經轉移至姬昌，依然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骸而不知警懼，最終失國亡身。
六、武王、周公營太社於雒
《禮記·祭法》載周之社制，王立太社祭祀天下之土，諸侯立國社祭祀所封之土。文王受命於岐社，標誌着其得天命。商有天下時，商之太社作為最高的土地之所，遍祀天下土地。武王伐商成功後，便在商太社舉行踐祚大典：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武王踐祚的商之太社，是商王為群姓所立之公社，是擁有天下土地的象徵。武王在商社即位，標誌着自己成為天下土地新的主人，並昭告社中所祀之神明。然後在社南舉行祭天之禮，昭告皇天上帝，表明自己革命成功，受命稱王。
文王受命於岐社，武王即位於商太社，在於商周之際，社為土地之主，社祀是以祭祀權象徵擁有土地統轄權。从有关史料来看，武王即位之後，並沒有將岐社改為天下太社，而是與周公商定，在雒邑營建周之太社。《逸周書·度邑解》載武王與周公商量定殷戰略時言：“嗚呼，旦！我圖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憲今，求兹無遠。慮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途，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兹曰度邑。”武王周處鎬京，不宜控制東方，主張營雒邑以控制東土，這便是武王即位於商太社而沒有將岐社改為太社的原因。《左傳·桓公二年》又載臧哀伯言：“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武王克商之後，未將象徵擁有天下的九鼎遷到岐社，而是存於洛邑，顯然有在雒邑建立太社之意。《何尊》銘文言：“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辟）民。”言武王在即位時曾告於天帝，擬營國於雒。周公在二次克殷之後便着手營建洛邑，以實現周武王“宅茲中國”的遺願。《逸周書·作雒解》載周公在雒邑營建太社的情形：
乃設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
從《尚書·召誥》來看，周公營雒，先建周之太社：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戍，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周公東征之後，遵照武王的規劃營建洛邑，以控制東土。《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言：“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鄭玄注：“后土，社神也。”新建都城，先求得土地之主的護佑，立社以祀。《逸周書·作雒解》載周公先建制郊天、祀社之所，後建立周王寢宮及宗廟。《尚書·召誥》載周公營洛時，“戊午，乃社于新邑”，孔穎達正義《禮記·月令》時解為，“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營都先立太社，舉行祭祀之後，開始全面營建雒邑。《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城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由召公占卜以詢天意，再進行觀測以求地利，最終確定洛邑新立之社的準確位置，即確定“建國之神位”，立为太社。
武王伐商成功之後，曾獻紂首於岐社，但並沒有將岐社改為太社，而是選擇在雒邑新立太社。故《天問》中的“徹彼岐社”非“通岐社為天下之社”，為文王服事殷國時不得不徹岐社而奉殷祀。惟其如此，“徹彼岐社”上下文方才與殷周之際的姬昌事殷的史述相合，《天問》此段敘述方才並得以通解。
刊于《人文中国学报》第30辑
2020年9月出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参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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