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农场的第二天，这位就业医生就带着凤霞到场部劳资科要求开证明，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一路上他反复交待凤霞让她说自己已经十八岁了。接待他们的是位中年女干部，看到本来就长得瘦小的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已十八岁了，因为当时这样的事在农场太多了，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一封信就可以把四川等这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叫来一个媳妇，农场人戏称这些女孩是“八分邮票”。于是就留下来单独谈话。经不住几番问话凤霞就说了实话。女干部听了后非常同情她，并告诫他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像这样留场的就业职工仍戴反革命帽子，要为自己的今后和孩子着想，不能为此毁了自己的一生。凤霞听得似懂非懂，却又不知怎样是好。劳资科的那个女同志向场长汇报此事，这天正好瞎子到场长办公室送报表，场长大手一挥说：“瞎子，别打光棍了，这个小四川就给你做媳妇吧！”可是凤霞不肯反悔，觉得花了人家的钱，再说也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只是低着头不表态。但是有一点她听明白了，那个场长说的瞎子，眼睛并不瞎，虽然是右派，但至少不是敌我矛盾，何况他还是个大学生呢！又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而瞎子在这远离亲友的荒原上孤独地生活着，早已习惯于服从场里的安排。本来嘛，婚姻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挑选的余地。尽管对爱情的渴望从没有从他心中消逝，但对他来说那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而已。因此，在瞎子习惯的服从下，凤霞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因为是场长做的媒，加上任瞎子人缘不错，婚礼定在场部的小会议室进行。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按照时髦的做法，场里给他们送了全套的毛泽东选集。因为大家都收入有限，平时同瞎子有交往的人，都是花个块儿八毛的在场部唯一的小卖部里买些玻璃茶杯、搪瓷缸子、暖壶之类的生活用品送给他。教导员老婆田大婶领着几个家属给房子裱糊了墙壁、顶棚，还贴上了大红喜字，瞎子那间蜗居多年的小破屋终于有了一丝喜气。凤霞来到场里后的第二天就被安排住到田大婶家。大婶相送自己的闺女出嫁一般，将凤霞打扮一新。瞎子也由被家属们收拾得格外光鲜：一件黄色军便装上衣是借来的，头发整齐的梳向脑后。脸上的胡子刮干净后，大家惊奇的发现，瞎子原来并不老，而且长得还挺英俊呢！配上眼镜，加上胸前戴着用皱纹纸做的大红花，佛去历史的沧桑，更显出读书人应有的儒雅和风度，竟然看不出比姑娘大出近二十岁来！凤霞被热烈的场面感动着，当田大婶将大红花也戴到她胸前时，好看的脸上泛出阵阵红晕。她就这样被人摆布着、簇拥着来到了会议室，这里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就业人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场面。
在高原封闭的环境里，除了搞运动，没有任何活动，更不要说娱乐活动了。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类似这样的结婚因为也难得有几回，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看热闹的。山里姑娘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何况还有场长等大官们坐了一排在那里。再看看即将要成为自己的“当家人”一表人才，想起从家乡出来失身于那个半大老头子，她觉得自己就像在做梦一般虚无。一种羞愧和不安浮上心头，她想自己不配做这个瞎子的婆娘，又觉得对不起那个把她从家乡带出来的、满脸微笑的老头子。当司仪高喊新郎新娘站到台上来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三鞠躬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竟然蹲在墙角任众人怎么拉都不起来。田大婶急了，分开众人走上前去，嘴里一边说着这是怎么了？一边抓住凤霞的手。像见到自己亲娘一样，凤霞扑进田大婶的怀里哭了起来。搂着她瘦小、发抖的身子，田大婶禁不住自己也流出了热泪。瞎子尴尬的站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好一阵田大婶才将凤霞安抚好，却抓住她的手不肯放松，无奈田大婶只好把她拖过来。凤霞哭的眼睛红肿，低着头在田大婶的摆布下，完成了向毛主席像和场领导的鞠躬。轮到夫妻对拜时，却怎么也不肯，又钻到墙角去抹泪。为打破僵局，场长只好站起来说：“好了，就这样吧！瞎子两口子到洞房在互拜吧！现在分喜糖，婚礼到此结束”。看热闹的人悻悻散去，凤霞被田大婶等一帮妇女领回了新房。这天晚上，瞎子很晚了才从办公室回来。见凤霞和衣缩在土炕最里面睡着了，他自己也没脱衣服，拉开被子躺在炕这头。她太明白这个可怜的农村姑娘的隐情了，这种超乎她想象的迅速变化是她小小的心灵无法适应和承受。想起婚礼上的一幕，瞎子的心理涌出的是同情和怜悯。她是为不能给他一个清白的身子而难过，而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她又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黄土、沙漠、苦寒、委屈、沮丧、期待不断叠出，久久无法散去，就这样度过了他的新婚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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