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画报所描绘的义和团攻杀中国教民、摧毁电线的情景。关于义和团作战的具体情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有许多描述，譬如：“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原因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张之洞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其主要内容大致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陆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稍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了浙江、福建、广东、山东。
荣禄。6月20日，慈禧撤开光绪，独自召集枢臣会议。在会上，荣禄作了反对开战的最后努力，“披沥密陈”勿攻使馆，以免各国“连合一气，致死报仇”，强调“以一国而敌各国”，“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则一意孤行，“力言其非”。战斗打响以后，荣禄认为“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凭自己的军事地位，指示攻使馆的清军“不可力攻”，以便“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曾有人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武卫军炮队队长张怀芝得到炮击使馆的命令，便去请示荣禄。荣禄沉吟半响后，回答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心领神会，回去便彻夜发炮，但“隆隆者皆空炮”，荣禄颇为高兴，夸奖说：“好小子，有出息！”荣禄对使馆区的“明攻暗保”，今天看来，恐怕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的。
待处决的义和团团民。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四天后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没有提及要求慈禧归政，慈禧稍后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联军无意要求自己交出最高权力。其对义和团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从之前御前会议上堂堂皇皇的“必须重视民心”，转而变成了“必须屠杀民心”——6月25日、26日，慈禧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各省督抚表白，宣战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我仍尽力保护”使馆。并说招抚义和团是被逼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因为“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慈禧还埋怨李鸿章指责朝廷用“邪术以保国”，是“不谅解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并表扬他们转战为和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
慈禧结束流亡返回北京。6月29日，慈禧通过清政府驻外公使向列强表白：“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
太常寺卿袁昶，1900年，因直谏反对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而被慈禧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史称“庚子五大臣”。
兵部尚书徐用仪，“庚子五大臣”之一。1900年与立山、联元等切谏慈禧：“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主张严禁义和团，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宣战。后被慈禧以“私通洋人”的罪名处死。
关键词：义和团 八国联军 东南互保 两广独立 张之洞 李鸿章 刘坤一
朝廷并非不知道义和团的“法术”的真相，然而当主和派官僚立山在御前辩论会议上提出这一点时，主战的载漪所回答的却是这样一句话：“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
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甫经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荣禄态度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在京使馆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据《英国蓝皮书》）
在6月10日御前会议上，有人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法术不可恃”，慈禧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可惜的是，说完这番话不到一个月，为了求和，慈禧就拿“人心”开了刀。
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独立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汽，.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1900年7月16日，康有为发表《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其中说道：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
早在宣战前夕的6月16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在事后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孙德雅声称：他所看到的这位两江总督，对主战势力的扩大感到非常沮丧。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关键词：义和团 八国联军 东南互保 两广独立 张之洞 李鸿章 刘坤一
东南督抚们一致行动，抗中央之旨不遵，擅自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慈禧事后亦不得不给予这些督抚们“老成谋国”的“嘉奖”。
帝国上层出现裂隙的同时，民间思想和舆论也同样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的文章，声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经造成了“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们也已经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汪康年在文章里大声疾呼“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强烈要求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稍后，又有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有十二条秘密宗旨，这些秘密宗旨的总纲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反对现政府，建立新政府。[详细]
资料来源：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985-1900》，江苏人民出版社；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戴玄之《盛宣怀与东南互保》，载《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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