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金平
牟发松先生在《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长江中游地区的茶业在唐代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深深得助于迅速兴起的饮茶之风”。众所周知，饮茶早在周、春秋时代已经在江南盛行，但是作为商品流通，则出现于汉代，发展于两晋六朝时期，空前高涨于唐宋。
汉唐时代的茶马古道
汉代，民间山货，茶叶可自由贸易，元鼎二年（公元115年）朝庭降旨：“山林地泽之饶，与民共之”，（《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时代，中原与西域各地的贸易非常活跃，张骞两次奉旨出使西域，主要是探索、打通中外贸易的通道。为了打通西域通道，汉中央政府屡屡发兵击匈奴，先后使卫青、霍去病、李广、李广利等出师击匈奴，最终使大部分匈奴人内附属汉，少数远遁今欧洲之匈亚利等地，打通了西北、西南两大贸易通道。即今谓之曰丝绸古道。这两条通道路线为：
其一：越天山出乌孙、大宛（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康居、大月氏、安息（伊朗），复从蓝氏城径南往大夏（巴基斯坦）至身毒（印度）。
其二：从蜀郡经滇、缅（缅甸）进入身毒（印度）。
据《汉书·张骞传》载：“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康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王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即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骞从月氏至大夏。”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张骞向汉武帝陈述了西域各国基本情况，逐一向皇帝介绍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另一条贸易之路，即今人称之曰：“蜀身之路”，张骞陈述说：“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其旁大国五六，”又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枝、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以此去蜀不远矣。”蜀身古道，近年考古学家进行了一些探索，据《新闻信息报》2005年11月30日第六版称：“四川惊现两千年前蜀身毒道”。文章称：考古专家近日对四川省邛崃市平乐镇发现的古驿道进行发掘时发现，这一秦汉时期修筑的古道竟有现代交通的许多特征。
史书上记载，此路从四川成都经缅甸到当时名为身毒的古印度，被称作“蜀身毒道”。因沿途丝绸飒著称于世，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也是后世茶马古道的前身。成都市考古队刘雨茂说：“基本上可以确定，最上层为唐宋时期建造，底层为秦汉时期建造。”记者看到，古译道中间红色石板明显凹痕，记录着两千年来中国人行走的足迹。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匈奴势力已远遁漠北，张骞至大宛便分遣副使到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直至身毒。乌孙近与汉结姻亲，从而开创了扬名中外的丝绸古道，这条丝绸古道同时也是一条瓷器古道和唐宋的茶马古道。
唐代因与西域、南亚茶马古道的开通，长江中游的茶业得到空前发展，据《唐书·食货志》记载：茶叶种植与市场在长江中游的江南道出现了湖北、湖南、江西三大区域，其中，湖北区有荆州、峡州、襄州、蕲州、安州、黄州、鄂州。当时蒲圻属鄂州。而湖南区有岳州、湘州等地，江西有赣州、江州等地。从江南地域茶叶的三大版块来看，蒲圻恰处其金三角地带，即北临鄂州、南界岳州、东南连江州、赣州，其距离均在百公里左右。这就使蒲圻这一茶叶市场处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太平寰宇记》称：鄂州蒲圻，唐年（原属蒲圻，唐时划出另设县治）诸县，其民“唯以植茶为业”。因何有以植茶为业，首先是有市场，因其周边有鄂、岳、江、赣等州系国家定点的茶叶收购、出口的集中地。国家通过各州购集的茶叶出口西域、北庭易马，因而出现了茶马互市。唐中叶，大唐帝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先后在亚洲设西域、北庭、安东、安南几大护府，极大推动了唐朝的对外贸易。当时碎叶城（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唐安西都护府首府、辖昆陵都护府、蒙池都护府（均在中亚诸国）是唐朝对外的贸易重镇，“时远近商贾齐会货入贸羊马”（《旧唐书·西域传》）。
唐代江南地区茶业的发展对于地区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出茶时节，各处商人纷至沓来，使产茶地“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形成了一些以茶贸为主的地方集市，其中有经常性营业，包括有和茶贩的固定店铺。出卖茶叶、茶水并能提供住宿的茶房、茶店亦应运而生（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祀》）。茶农以卖茶所得，除一部分产作为赋税外，其余在市场购买生活必须品，从而促进了生活，生资资料市场的扩大。
日益活跃的茶叶贸易，又推动了茶叶加工，茶具制作，水陆交通及客栈等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出现了茶叶运输户和劳动雇用。茶叶产区弃农经商，从事茶叶贩运更是不乏其人（《全唐文》）。总之，茶叶业的发展，使不少农民转为茶业、服务业，茶业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大分工，不但有利于人无遗力，地尽其用，也相对缓冲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江南茶业及贸易创造的高额利润，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提供了经济基础。
唐中叶，国家颁布系列茶税、茶榷、茶贡等法规，强化了对茶叶的生产、销售、出口管理。建中三年（782）年，将茶、竹、木、漆的税率定为10％，这是一般商税的4倍，但尚属权宜（《唐会要》）。贞元九年（793年），对茶税进行了详细而专门的规定，此后不再停征。长庆元年（821年）。茶税税率提高到15％。太和九年（835年）。实行榷茶制度，茶叶购销，出口完全由国家垄断，一度制约了茶叶的发展，引起朝野反对，不足两月罢行。接着国家仅垄断茶叶出口。武宗、宣宗时，对私茶商征收过境税，全国茶税总额比元和年间增加两倍以上。由此可知，唐代茶业发展之规模。特别是长江中游江南地区茶业在大唐全国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宋代的茶马互市
两宋立国共三百一十九年，三百多年间，在中华大地一直是几个政权并立。北宋与辽、夏并立一百多年，南宋与金、元并立一百多年。当时的国情足证宋朝军事上处于弱势和渴望军事上的强国之梦。因而国家长期以中原特产在边境各少数民族区域易马。在这一定历史环境下，茶马交易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通常是宋与辽、夏进行茶马交易，后来推及西域各国的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诸国。（《宋史·外国一》），北方“女真在宋初屡贡名马”易茶（同上）。
西夏立国之初与宋茶马贸易畅通无阻，仅建隆元年一次易马三百匹。太宗淳化元年赐上等茗茶百斤西夏国主赵得忠，得忠“献马五十匹”（《宋史·外国一》）。景德四年献马五百匹，易茶二万斤。淳化五年，西夏献马朝庭赐茶。回鹘国亦来朝献马求赐茶。宋代，朝庭初开秦州、蜀州两处茶马口岸，龟兹、回鹘、高昌、于阗、波斯等国“许秦州博买”（《宋史·外国六》）。又党项亦为西域属国，太平兴国二年入灵州市易官马（《宋史·外国七》）。淳化元年始，土番往涼州市马，淳化五年十一月土蕃贡马千匹，朝庭以茶给马价，别赐茶百斤（《宋史·外国八》）。景德年间土蕃屡至西涼市马易茶。治平年间，厮啰部落因其俗嗜酒及茶，亦至中原买茶市马。南宋建炎年间，曾一度罢榷茶，结果园户大减，因而重开“川，秦二州茶马”。茶业在全国仍然长盛不衰。赤壁扼茶市中枢，其茶业更盛于江南其它地方。
宋代茶叶出口较之唐代可谓翻了几倍，无疑又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种植。当时赤壁属荆湖北路鄂州江夏郡。《宋史·地理志》称：“岳、鄂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诧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文中的“茗诧之饶”即是说茶叶十分丰饶，而且给国家赋税也比较多。
宋代定“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国家确定产量，上交数量。所择要会之地，荆湖北路即有鄂州、岳州，定产247万余斤。在品种上确定片茶、散茶二种。片茶蒸造，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散茶主要出产淮南、江南、荆湖（赤壁属荆湖北路）品种有龙溪、雨前、雨后共十一等（《宋史·食货志》）。朝庭设置茶盐使专管茶叶、盐业，一时出现“茶无滞积，岁课增588000余贯。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全国户口10296965户，26205441人，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茶业，仅茶叶一项之税收增至210万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仁宋皇帝下沼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因宣布解除茶禁，即民间可自行贸易。这无疑又进一步刺激了茶叶的生产。据《蒲圻县志》载：宋时城北七里冲因植茶故又名曰茗山，建炎四年（1130年）陈求道 被难于此山中，我们可想而知，当时蒲圻夹在鄂州、岳州两处茶叶集散市场之间，且又是条驿道通行南北，加上长江黄金水道，其茶叶生产规模一定远胜周边其它县。
元明时期的茶叶贸易
元代茶叶随社会治乱而起落。“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元史·食货志二》）。世祖至元五年，国家设茶场使司掌之。并在湖广荆湖南路设置“榷茶都转运司”，发放茶引，将过去长引改为短引，即每引茶九折。收钞由原来的四钱二分八毫，增至二两四钱五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分四钱。至元十九年又置“江南茶课官局”每引税钞增到三两五钱。至元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举司十六所，罢其课少所，并入附提举司，每茶商货茶，必会备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开始每由九斤，税钞一两，后分三斤至三十斤为十等。由批引局验批，每引收钞一钱（《元史·食货志三》）。其税法之苛，前朝无与论比。茶商在江南交税，至江北售茶，又再次交税。皇庆二年，江南茶税增至192866锭，隆庆七年复增至289211锭。各地优质茶由朝庭低价统购，分赐远在西亚、欧洲、漠北的皇室亲王等各大汗国。这种渴泽而渔的经济盘剥管理制度，极大破坏了茶业生产（《元史·食货志五·茶法》），（《元史·食货志》）还载：上司紧併，重复匀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泛逃亡。情实堪怜，”“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茶业之破坏，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税收，元末，江西、湖广（蒲圻属湖广）两行省茶叶年纳税跌至25万绽，远不如宋代的荆湖北路。
明代茶业一展唐宋遗风，比之元朝大大推进了一步。首先开边贸，续茶马交易。《明史·食货志》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夷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国家重设茶马司，开秦、洮、河、雅诸州行茶马交易、并设四川茶盐都转运使。江南茶商给引贩卖，公私两利。茶叶任民采摘，与番易货，又诏令免茶商傜役，专令蒸乌茶易马。还载：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时茶马始定价为马一匹，易茶一千八百斤。随着茶马交易的发展，四川茶马司后来还将马定为上、中、下三等，上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茶七十斤、小马驹一匹、茶五十斤。其后一段时间，茶业极大发展，私茶大量出口，至使马贵、茶贱，竟至官茶八万斤仅易马七十匹，于是国家边贸严禁私茶出口贸易。总之，明代的茶马交易更为繁荣，特别是江南茶业由此而长盛不衷。
明代，赤壁属湖北省武昌府。强大的明帝国，威服四夷，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织造、茶盐、瓷器形成工业化生产，贸易的强大，全国形成了三十个物资集散的大城市，蒲圻仍居于汉口与岳州的两大城市之间。由于蒲圻羊楼洞出现校具规模的制茶业，不仅促进了蒲圻的茶叶种植，还促进了边县的茶叶种植，当时周边出现成群结队的“肩客”，他们肩挑背扛，将各地茶叶运往羊楼洞，交作坊进得了制作。明季赤壁市种茶业主要在陆水河之南，以茶庵岭至羊楼洞居多，故出现“茶庵岭”一名。（《蒲圻地名志》）。明《湖广总志》及《湖北通志》、《蒲圻县志》还载羊楼洞，距县六十里，产茶。据《蒲圻县志》载：明末全县上解税收1447两，其中仅茶叶零售税银40两，茶引科18两，占总税收的4.1％。若加上种植、制茶业、服务业其税收超过50％。
清代民国时期的茶叶出口
清代，赤壁茶业在明代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制茶业发展到了巅峰。《清史稿·食货志》载：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在茶业贸易上，仍秉承明代制度：“官茶貯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则上用。”并开启了川、陕、甘等口岸以茶易番马。“湖北由咸宁、蒲圻、嘉鱼、通城、通山七县领引发种茶园产经纪坐销”（《清史稿·食货志》），各处商贩可直接来以上七县采购茶叶加入边境贸易。湖北、湖南“红茶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同上）。顺治初还对茶马贸易标定价格。对鄂尔多斯、蒙古、新疆等地特许出售砖茶。（同上）
道光年间，朝庭在蒲圻搞茶工商试点（故宫清代档案），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一条龙。晋商“三玉川”、“巨盛川”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压制砖茶。咸丰、同治年间，外国资本进入本县，俄、德、日等商竞相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其中俄商兴办了阜昌、顺丰、新泰等厂，年产砖茶3万担（1担＝50公斤）。民国23年（1934年），外商逐渐离去，羊楼洞制茶业仅剩5家，年产青红砖茶10万多箱（每箱82公斤）绿茶10万公斤。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开放了国内蒙汉民间贸易，使羊楼洞的边销帽盒茶迅速发展。乾隆年间，山西大茶商三玉川、巨盛川来羊楼洞收制边茶，销往蒙古、新疆及西伯利亚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广东茶商大批涌向羊楼洞，采制出口红茶，羊楼洞成为国内著名边销茶区和红茶出口产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产红茶2500吨，由广商输往英国。1850年，英国红茶贸易极盛，经营茶庄80余家。19世纪90年代，英国重点购买印度、锡兰红茶，羊楼洞红茶贸易骤减，每年仅有一定数量的红茶运销汉口。从此，羊楼洞又以产销老青茶为主。
清咸丰四年到十一年（1854-1861），羊楼洞生产青砖茶由山西茶商经营。同治二年（1863），俄商到羊楼洞出资监 制砖茶，销售兴旺。此后，因俄商控制我国茶叶市场，洞茶主销俄国。清宣统二年至民国4年间（1910－1915），年销砖茶9000吨。民国6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汉口俄商洋行停办，砖茶销路受阻，洞茶年销售降至8万箱。民国14年，在汉口成立“协进会”，中苏贸易继开，俄商在羊楼洞茶区委托收购茶叶，洞茶年销售增至18万箱。民国16年中苏一度断交，洞茶年销售降至5万箱。
清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占据蒲圻达十年之久，这十年，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东王扬秀清及李开芳、林凤翔、陈玉成战斗活动于此。其间，太平天国非常重视茶叶的出口。李秀成派兵占领了所有的产丝、产茶的地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时期，丝茶出口年年增长（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对长江中下游各出口口岸均为太平天国所占据并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上茶叶出口之地。李秀成亦称长江中下游丝茶出口全部在太平天国掌握之中（《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民国初年，赤壁制茶工业仍较发达，俄、英、德、日等洋商仍设庄制茶，本国商人也争相在羊楼洞建砖茶厂。职业商人陈夔龙建振利茶砖总公司，拥有资本60万两白银。民国6年（1917），俄商阜昌、顺丰、新泰接该国命令关闭，但仍就地经营，兴办制茶业，每年除自制砖茶8万多担外，还兼代他人制造，年获盈余颇丰。
后因苏联列茶叶为消耗品，限制输入，俄商砖茶厂才结束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红茶在国际市场滞销，各茶庄相继改制老茶，当时羊楼洞茶庄几乎全为山西商人经营，每个茶庄有数十万元至百万元（银元）。老茶庄有18家，年产砖茶18万余箱，约合750万公斤。民国17－22年，羊楼洞输出的砖茶平均每年17.3万余担，年总产值398.7万元。
当时各茶厂均使用旧式压榨机制造茶砖。民国２３年资本较大的的长盛川、义兴等砖茶厂改用锅炉气压机及火汀装置，但多数厂家仍用旧式机械维持生产，因而竞争力落后。义兴砖茶厂用上368千瓦动力后，年制砖茶8000箱，43万公斤。民国23年后，外商逐渐离去，所设茶庄仅剩５家，砖茶年产201万担。继之而起的是本县人合资经营的“包茶庄”，所产砖茶主销汉口忠信昌茶栈转出口。
抗日战争时期，羊楼洞茶庄、茶厂相继倒闭，茶叶产量锐减，每年维持在5－８万担之间。抗战胜利后，民国36年也仅产红砖茶2000箱。民国37年，鄂南茶厂２月份开始压制砖茶，日产100余箱。是年５月统计，本县有茶厂10家，其中羊楼洞6家，资本共350万元，各厂平均日产茶砖4000块。羊楼洞有茶厂４家，资本共180万元，各厂平均日产茶砖3500块。到了７月，羊楼洞制茶业处于瘫痪状态，复兴公司羊楼洞茶厂仅产茶300余包，义兴、聚人顺两家均不过200包。当时茶叶出口亦仅限于生产能力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赤壁茶经销
建国后，茶叶贸易逐渐恢复，主销老清茶。1949年，收购老青茶200吨。1953年，开始销售细茶，同时兼销老青茶。1954年，收购老青茶900吨。1964年，国家号召发展茶叶，县茶叶公司开始收购细茶，并扶持茶叶生产。1976年收购老青茶2500吨。1977年，老青茶收购过剩，茶叶生产单位和疏导茶农改制细茶。1980年３月，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本县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以茶叶为突破口，以烟麻茶公司为依托，各茶叶生产企业投资入股，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茶叶生产、加工、销售联合体，即茶工商联合公司，各茶叶生产单位完成派购任务后，剩余茶叶入股联营自销，按股分红，改变了茶叶单一流通形式。1982年，全县销售细茶2750吨，其中计划渠道销售16.7％。次年，取消细茶派购，由茶叶公司、茶工商联合公司按市价收购，国营企业生产细茶全部自销，部分与茶工商联合公司经营。
1984年全县收购茶叶3450吨。1985年，老青茶供过于求，全年仅收购茶叶2337吨
。
1986年销售砖茶752.5吨，细茶22.5。1988共销售茶叶3950吨。1989年茶叶销售收入1188万元。其中出口111.8万吨，收入313.8万元。1990销售细茶1500吨，名优茶62.5吨，有13个茶样获陆羽杯奖。1993年优质茶销售300吨收入2250万元。1994年销售3975吨，产值1934.4万元。1995年销售老青茶3100吨，绿茶1490吨，产值3028万元。1996年有18个优质品种打入消费市场。2002年销售名优茶600吨。2003年名优茶销售1000吨，2004年茶叶总产值5200万元。
2005年，赤壁市政府加强茶业改制，给私企创茶叶名牌给予鼓励支持。将茶园承包给私人经营，一定50年不变，鼓励茶农更新茶园，使茶叶整体向无公害、优质、高产发展，并建立茶叶研究会，加强茶叶科研、创优、销售后勤服务。
当代的中国，已步入信息的时代，中国经济已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茶叶销售和其它物品销售一样，必须时时把握商机，时时把握国际商海动态，争取茶叶出口，甚至还要经常寻找对策，冲破围堵壁垒。前不久《经济·世界》报端称：“欧日陷阱静待中国茶业。”文章描述：“我们希望早日消除中国茶叶出口现有的障碍，扭转出口下滑的态势。”9月28日，杭州2005国际茶叶大会上，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对记者表示：
第一，中国当前的茶叶出口形势告急。
从8月１日起，欧盟决定将硫丹在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从30mg/kg调减为0.01mg/kg。
这一新的标准相当于把“检测标准严格了3000倍”。
2005年8月份，浙茶对欧盟出口403.9吨，同比下降36.2％。目前，浙茶占全国绿
茶总出口量七成以上，行业可见一般。
最近由于日本宣布2006年５月将实行新的食品卫生标准，中国对日乌龙茶出口量急剧下跌。据统计，今年1～8月，我国乌龙茶出口大县福建安溪（占全国1/3市场）仅出口1987.2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4.6％。
如何突破出口障碍，也是此次国际茶叶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曹绪岷表示，有关部门将引导企业积极应对这次“绿色壁垒”。
第二，四面楚歌
“茶叶出口太难做了，自从去年8月１日欧盟新标准生效后，我们已经放弃了欧盟市场。”湖北省保康县金针绿茶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志红说，硫丹是中国农业部门茶业推广使用的20余种农药中的一种，在全国广泛使用。除了少量有机茶外，我国出口欧盟茶叶的硫丹残留量都无法达到欧盟的新标准。
虽然新标准要在12个月的宽限期后真正实施，但其影响已显现出来。记者从杭州海关获悉，去年8月份浙江对欧盟出口茶叶403.9吨，价值78.2万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2％和43.1％。目前，广东茶叶出口也已陷入困境。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欧盟不断实施新的更为严格的茶叶农药残留标准，并正式禁止含有化学活性物质的320种农药在境内销售，其中涉及我国正在生产、使用及销售的农药有62个品种。使用这些农药的农产品，在出口欧盟时，频遭退货或销毁。而除欧盟外，日本也将于明年5月实施新的食品卫生法，其中对茶叶农残限制也有明显的变化，设限农药残留由83种增加到约144种并提高农药残留的检测标准，大大增加了茶叶农药被检出概率。曹绪岷表示，欧盟和日本刻意给中国茶叶出口设置“绿色壁垒”，使中国茶叶出口全面下降，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中国茶叶目前也受到一些问题困扰。例如，农残和有害微生物问题仍存有较大隐患；中国出口的茶叶多属于原料性的初级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低，缺乏自有出口品牌，多数产品充当国外品牌原料；行业内仍有不少企事业自律、互
律意识较差，只顾眼前利益，低价竞争，假冒品牌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现象时有发生等。
去年以来有大量没有经营过茶叶出口业务的内贸生产、流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竞相在海外“低价抢市”，侵犯了海外当地茶叶企业的商业利益，由此导致欧盟、日本等地对中国茶叶的“设限”提速。
第三，如何突破
早在去年8月中旬，中国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就召集数十家国内最大的茶叶出口企业在杭州市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对策。
有关专家建议，停止使用硫丹是首选之策。如果出口大户日本、非洲等也效仿欧盟的做法，提高硫丹残留量的检出标准，我国茶叶出口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为此，湖南检验检疫局不久前召集涉茶产业单位负责人，研究出台了应对欧盟新指令对茶叶出口影响的若干项措施。湖南有关部门明令对违规施用含流丹农药的茶园其地出售产品，一经发现，湖南省范围内进行通报，并责成出口企业不得收购违规基地的原料。
最近，广东省茶叶行业也出台诚信自律公约，要求业内“诚实守信，货真价实，明码标价；杜绝掺假使假、以次充好等欺骗消费者现象；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不短斤少两；不做虚假广告，不欺骗消费者；”，公约同时要求严把质量关，不生产、收购和销售农残超标产品，严格实行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有关食品安全市场准入标准。“我们已在欧盟协商，看能不能把缓冲时间延长到3年，这样才可能达到他们标准。”浙江省经作局茶叶科科长罗列万对记者说。罗表示，该省有10万亩有机茶从未施用任何农药，浙茶要退出欧盟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要保持茶叶出口势态，首要任务是建立无公害茶园，2005年赤壁市将建立无公害茶园作为推动茶叶生产，出口的重中之重举措，看来唯有此路，我们的茶叶方可杀出重围，重返国际。 （注：赤壁茶与茶马古道第六章）
（责任编辑：王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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