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站在这个立场上，有一种是非标准，站在另一个立场，又有另外一种是非标准，所以，哪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人生在世，如果只是一味地计较是非对错，会少很多不同的朋友，少很多生活的趣味，也少很多真实的人生感悟。
■ 你越“对”，事越“错”
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庄子告诫人们，境界要高一些，不要在世俗中争论是非。
每个人都受到自己所处环境的限制，所谓的公平也只是基于自己的立场而言，未必就是真的公平。
所以智者，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不会总是斤斤计较孰是孰非。
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次，杨绛跟钱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吵架，原因就是一个法文的读音。
钱钟书说杨绛的读音有家乡味，杨绛不服，最终两个人吵了起来。伴随着争吵越来越激烈，两个人彼此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
无奈之下，两个人找来一个法国人来公断。最终杨绛对了，而钱钟书错了。
杨绛在取胜后说，虽然我赢了，可自己并不觉得开心，而且觉得非常的无趣。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太计较对错，容易发生争吵，情绪失控、口不择言、伤害感情。
在家庭中，和最亲近的人分对错，你越“对”，感情就越散，家庭就越不和睦；朋友之间太强调对错，你越“对”，友情就消失得越快，越容易没有朋友。
生活中，遇事不能只想着证明自己是对的，也要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
为人处事要学会变通，留有余地，如果过于较真，那么你越“对”，事越“错”，“矛盾”也就越大。
■ 是非不分惹人恶，是非太分招人厌
南怀瑾说：是非太分明就是嗔，是非不分明又是痴。
有些是非是分不清的。人们讨厌是非不分，但也不喜欢是非太过分明。
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私交甚好，管仲最穷的时候，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
共同做生意赚了钱，管仲自己就多分红利，鲍叔牙也不在乎。
后来也是因鲍叔牙的推荐，管仲才成为桓公的宰相。
管仲晚年就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管仲病重，齐桓公问：你死之后，谁可以接任宰相？鲍叔牙怎么样？
原以为管仲会推荐鲍叔牙，可是管仲却给出了否定答案。
他说：鲍叔牙这个人，清白廉正，看待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与之为伍，偶一闻知别人的过失，便终生不忘。
这样的性格这样太较真，太率直，难以顾全全局，管理朝政。
这世间的一切不能简单地用是非对错来评判，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于好也不好，坏也不坏的状态。
人成为好人还是坏人，只在一念之间。是非太分明的人，容易把稍微有点过错的人推到坏人的行列中去。
能当宰相的人，必须要学会包容别人一些非原则性的错误，并慢慢地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发展，进而组成一个完美的团体，这才是一个领导者需要做的。
人生在世，不要是非不分，也不要是非太分。理解别人，不苛求人，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
■ 得理饶人，是一种胸襟
中国有句老话：有理也要让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难免出错，凡事不可做绝，给自己和他人都要留有余地。
汉宣帝时期，丙吉作丞相，是出了名的善待下属。
一次，丙吉外出，车夫喝得酩酊大醉，把车上的坐席都弄脏了。西曹主管痛骂车夫，并想辞退他。
丙吉不同意，说：“日后，谁还敢再收留他呢？”车夫心怀感激，之后全心全意地赶车，不再喝酒。
后来有次外出，车夫看见驿站的骑手带着红色和白色两个布袋，那是边疆传来的紧急文书。
车夫猜想，边境肯定发生了紧急的事情，就到驿站打探。得知敌人已经攻入云中、代郡等地，于是立刻禀告了丙吉。
此时，汉宣帝召见大臣询问边郡的情况，丙吉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很快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汉宣帝赞赏丙吉“忧边思职”，其他大臣也对丙吉十分钦佩。
丙吉说：这是车夫偶然打探到的消息，让我提前有了准备。
人际交往中，总有一些人，占着自己有理，自以为得势，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咄咄逼人。
得理不饶人，虽然赢得了自己的面子，但却输掉了别人的信任和尊重，甚至会招来灾祸。
人得理之时，要适可而止。不要执着于表面的胜利，要学会换位思考，给彼此留有情面。
给别人多一点宽容，也就是给自己留有后路。多欣赏别人，生活会更加美好，也能走得更加长远。
古语有云：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是非对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真正聪明的人，不执着于简单的对错，不过多地计较表面的是非，胸襟豁达，待人宽容，这样才能够从容过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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