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出土文物——宋代“裴氏澄泥砚”,应该是目前可见裴氏制砚最早的实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澄泥砚遗存,显得弥为珍贵。
砚背印款“裴第三罗土澄泥造”。“罗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制法或特殊的土,好像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北宋张思净造抄手澄泥砚,砚底刻划行书三行:“己巳元祐四祀姑洗月中旬一日,雕造是者,箩土澄泥,打模割刻,张思净题”。这里又提到“箩土”,让我们不由得想到,这“罗土(或箩土)”是不是一道工序。
南唐进士张洎在《贾氏谭录》中说:“绛县人善制澄泥,缝绢袋至汾水中,逾年而取之,陶为砚,水不涸”( “绢袋法”)。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砚谱》中说:“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 “瓮器法”)。这两种取泥之法是有区别的,不光是数量(耗时)的区别,泥质应该也是有区别的。“绢袋法”可能要比“瓮器法”所取之泥要好些。但,“绢袋法”是有前提的,即只能在汾河湾或相似地形、相似水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换言之“绢袋法”取泥难度大些,产量低些,因而珍贵些,价值也就高些。“罗土”大概就是“绢袋法”取土的代指。
那么,“绢袋法”为什么叫“罗土”呢?绢袋就这么往水里一放,瘪瘪瞎瞎的,能“澄”到泥?显然不能,必须有器物把绢袋撑出一定的空间,否则细砂无法聚集到袋内。另外,绢本身很薄,常年在水里冲刷,更容易损坏,且一个绢袋很难承受一袋湿土的重量。因此,需要一种器皿把绢袋保护起来,这个器物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能过水的功能。这个器物是什么?最理想的当然是“罗”(箩)。箩是竹篾编制的桶状器皿,有足够的空间,也有很好的过水性。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宣传“罗土”就很容易理解了——我这砚是绢袋法取土的,泥质好;有别于瓮器法取土的吔!
也曾有人拿澄泥砚和陶瓷砚作比较,澄泥砚虽然用的也是黏土,但不是纯粹的土,其有别于陶瓷砚主要在“澄”(且有人想当然地把“澄”念作“deng”,说是当地对淘泥的叫法)。“澄”只是澄泥砚制作的一个程序,除早期夹砂陶外,所有的陶瓷土都要经历“澄”这个过程,只是方法略有区别而已。澄泥砚既不像陶砚那么松软而吸水易枯,又不像瓷砚那样光滑拒墨只宜研磨朱砂,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泥”,“泥”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图,该澄泥砚略似瓠瓜形,额部已残,推测墨池应为叶形。砚堂有磨损痕迹,应为实用砚。该砚出于黄河水坑,应是晋、豫、陕一带的澄泥所制,是否绛州尚不能定论。从砚额部位损坏处可以看出,该砚通体含有细密的结晶体,应是云母。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作澄泥砚法”说:“入黄丹团和溲如面”。黄丹,中药名,是用铅、硫磺、硝石等合炼而成的,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铅。事实上,仅仅加入黄丹,也只能对烧制有利,要达到“质地细腻,犹如婴儿皮肤一般,而且具有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滋润胜水可与石质佳砚相媲美”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云母极有可能是随黄丹一道“团和”进去的,而且,“团和”进去的可能还有别的东西,不然,也不需要后期的那么些复杂的工序。只不过古人秘方单传,外人以讹传讹,渐渐失传罢了。
由于澄泥砚使用经过澄洗的细泥作为原料,南唐进士张洎在《贾氏谭录》中说:“绛县人善制澄泥,缝绢袋至汾水中,逾年而取之,陶为砚,水不涸”,再经雕刻加工烧制而成,所以表现出了迥然不同于石砚的特点:纹理细腻、质坚不燥、温润如玉、抚若童肌,积水不涸、贮墨不腐、历寒不冰、呵气可研,发墨如漆、不损笔毫,故能集优异实用性与极高艺术性于一身,因其取泥难度大,产量低,因而更珍贵,价值更高。故自诞生以来,就赢得了人们的珍爱。据史书记载,一代女皇武则天就对其情有独钟,诗书画三绝的苏东坡常与砚为友,而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则对之尤为珍爱,曾赞誉其“扶如石、衔如玉、呵可生津”可谓砚中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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