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铜镜，既是生活用品，也是精美的工艺品，其铸造工艺、纹饰、铭文等无不反映特定的时代背景。铜镜发展到元代进入衰落期，纹饰变得粗陋简单。辽代铜镜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和葵花形，此外还有八角形。在纹饰上，主要有双鱼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连钱纹和牡丹龟背纹等。辽镜上也见有吉祥语句，不仅有汉字，还有契丹字。
金镜造型常见的主要有圆形、菱花形和带柄镜等。镜纽以圆纽为多，纽上部较尖，尖顶为平面。镜缘多外薄里厚，与宋镜特征相仿。区别于其他时代铜镜的特征是：在圆形镜边缘内侧常铸有一个二层台，二层台有宽有窄，宽者上面多饰有花纹或铸有铭文。金代铜镜铭文意义渐乏趣味，偏重实用，惟有特殊情况，则为阴刻、边刻、地名、官名。
元代铜镜一般沿袭宋金时代的铜镜图案，但纹饰已趋粗略简陋，不工整。但镜体却比宋金铜镜的厚重，镜径大，铜质中一般铅锌量增多，故黄铜质，粗糙。元代铜镜仍盛行菱花、葵花形镜，保留着宋代的六出菱花、葵花形特点。常见的有双鱼镜、寒叶飞鸟镜、缠枝牡丹纹镜、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双龙镜等，以圆形镜为主，还有带柄镜。
元代铜镜纹饰考究辞铭温雅，图案除沿用宋金时期铜镜纹饰外，还独创了新颖的图案题材：洛神、对弈等，但仍采用宋金时代的浅浮雕手法。如洛神纹镜，带柄。整个镜背饰有流云、明月、海浪，云水相接，还有童男、童女和仙人。镜背中央上方一轮明月，祥云缭绕，中央部位一童女手擎花式旗，锦衣广袖；童男双手托物，仰视仙女，仿佛聆听仙女的叙说。
洛神纹镜中的仙女高高的发髻，宝珠闪闪，肩腰圆美，体态轻盈，容光焕发。罗衣绸裙，锦带飘飘，犹如轻云飘浮于花式旗旁，一手扶旗，一手前指，怅然长叹，抒发着长久思念人间的心情。此镜与北京西涤胡同和后桃园居住遗址中出土的洛神纹镜极相似，惟此镜柄无纹饰。铜镜上纹饰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与所处朝代的政治、经济和风尚有直接、间接的关联。
比如，战国铜镜制作轻薄精巧，钮较小，花纹多为几何形图案。西汉和东汉前期，逐渐厚重，钮多作半球形，花纹除几何形纹外，还有神人和禽兽等。东汉中期至魏晋时，浮雕画像镜很精美。唐代铜镜精致华美、做工极为考究、纹饰的题材也十分新颖，充分体现了唐代人的艺术创造力。宋代铜镜更偏重实用价值，其纹饰也富有生活气息。
到了元代，铜镜的纹饰已渐粗略简陋，主要有神仙镜、人物多宝镜、“寿山福海”铭文镜、素镜等。元代不像宋代那么重视商标铭记的铜镜，但也有纪年镜和吉祥语镜，可是铭文简单，多为一行商标纪年铭，这是区别于宋金时期铭文镜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例如，“寿山福海’铭文镜，圆形，镜背铸有“十”字读法“寿山福海”四个相同。
元代铜镜一般可以说是“粗者甚粗，精者颇精”。式样较少，除流行的圆形和圆形带柄镜外，早期常见的还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镜，与金镜不同，它仍保留着宋镜六分法的形制。元镜镜缘多为素宽缘，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镜纽多为半圆形纽，较之宋金时期的镜纽要大。纽座主要有方形和圆形纽座两种。另外，无纽座铜镜此时仍占有很大比例。元镜纹饰有浅浮雕和浮雕两种。元代前期铜镜均无铭文，后期铭文内容也较简单，纪年铭文多绕纽配置。
汉代以后，梳妆用品品种愈来愈多，制作愈来愈讲究，相应地，奁具也愈来愈多样。1964年，苏州张士诚父母合葬墓出土的一件团花纹银奁，架上整錾的龙须、凤翼、雀羽、兔毫、花心、叶脉，细如发丝，纤毫毕现，堪称鬼斧神工，成为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银奁，六瓣葵花式，通高24.3厘米，以阴线刻划的团花有：牡丹、芍药、荷花、秋葵、梅花、灵芝等四季花卉。器内盛放：银镜、银剪刀、银粉盒、银梳、银篦、银叉、银匕、银柄刷、银水罐、银盘等梳理化妆用品24件，可算得容饰之物。
元镜以双龙、人物故事为主，舞台戏曲图案颇具特点。正面光清如水，清晰可鉴；背面纹饰考究，辞铭温雅。
元代江西“吉安路”双凤牡丹纹铜镜
此镜圆形，平顶小圆钮，六瓣如意钮座，直径18.5厘米，重470克。镜体轻薄，铜质呈银白色中闪黄。主要纹饰以钮座外二周单线将镜背分成内、中、外三大区。内区两侧饰一对长尾引颈凤鸟，回首飞翔，凤间饰云纹。中区铺满缠枝牡丹花，钮上方有一条长方形框，内铸商标铭记“上等端正青铜镜”，行楷书七字，钮下方长方形印章，框内一横三竖款。铸有“吉安略城隍庙下礼巷内住胡东有作”十五楷书体铭文。外区饰缠枝卷草纹，双线素凹圈，卷缘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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