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金文专辑”
（柳洋先生近照）
柳洋，陈光军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亚运村街道办事处
（首发）
乙未岁暮，我们见到一件楚王铜戈，感觉很重要。现经收藏者同意，将此戈予以公布，供学术界研究、参考（图一、图二）。
图一（照片）
图二（拓片）
此戈红斑绿锈，完好无损。戈长28、援长20.2、援最宽处3.7、内长7.8、阑长11.4厘米，重0.416公斤。援直略上扬，援的前部微宽于中部，栏侧三穿，内中一长穿。内后部饰有双线勾连纹。胡上有铸铭。
铭文两行，每行3字，共6字：
楚王卲
之行
戈铭虽字数不多，但为研究楚史楚文字增添了新资料。
铭文“楚王卲”即楚康王昭。
楚文字中“卲”每用如“昭”，如下列青铜器：
卲（昭）王之媓（韹）之馈鼎 《集成》4·2288
卲（昭）王之韹之荐簋 《集成》6·3634
又见新蔡葛陵楚简的简甲一5：
又（有）敚（祟）见于卲（昭）王、献惠〈王〉
故卲当通作“昭”，为传世文献中的楚康王私名。《史记·楚世家第十》：“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论衡·吉验》：“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弃疾，五人皆有宠。”《公羊传·襄公》二十八年：“乙未，楚子昭卒。”《史记》与《论衡》中将楚康王私名写作“招”， “招”、“昭”、“卲”字皆从“召”声，故可通假。
楚文字材料中，已发现不少楚先公先王的名号，李零先生已有论述。[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公布，特别是《楚居》的公布，更是涉及到了多位楚先公先王，只是楚康王的私名未在出土文献中发现。
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葬M2中出土一倗戈，铭文作“新命楚王
，（膺）受天命，倗用燮不廷，阳利□□，
□唯□□”，其中“
”字从林从网从共从食从欠。裘锡圭、李家浩二位先生以为此字当从樊饮，或从樊饮声，或从饮樊声。[2]李零先生以为此戈上的“
”字即为楚康王名，为“饭”字异体，并指出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楚康王私名“昭”、“略”可能是“皈”字之误。[3]李守奎先生则指出此当读为“樊”,此楚王为“酓樊”。[4]同时经董珊先生提醒，检索传世文献记载，楚康王并未见以“樊”为名或字。
楚王青铜器铭文习见楚王之私名多为“酓 某”格式，其例如下表：[5]
惠王熊章
酓章（楚王酓章钟和剑）
共王熊审
酓（楚王酓审盏）
威王熊商
酓璋（楚王酓璋戈）
考烈王熊元
酓前（楚王酓前鼎、簠）
幽王熊悍
酓
（楚王酓
鼎、盘）
清华《楚居》涉及多位楚先公先王，如：酓
（狂）、酓
（绎）、酓只、酓
（
）、酓
（樊）、酓
（锡）、酓
（渠）、酓
（艾）、酓
（挚）、酓
（延）、酓甬（勇）、酓严、酓相（霜）、酓
（雪）、酓训（徇）、酓咢、若嚣（敖）酓义（仪）、焚（蚡）冒酓帅、宵嚣（敖）酓鹿、武王酓
，[6]其中多为“酓 某”。
然楚王青铜器铭文亦见直书楚王名之器，如上文论及的倗戈以及《三代吉金文存》收录的楚王
钟，[7]加上此楚王昭戈，可知楚王私名于青铜器铭文中非只有“酓 某”之称。
此戈末字“
”，亦见于下表中春秋时期的出土兵器：[8]
时代
出土时地
尺度
铭文字数
铭文释文
童丽公柏戟
春秋中期
2008年6月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一号墓（M1.47）
通长约28.7厘米
胡部铸铭文7字。
童（钟）丽（离）公柏之用
（戟）。
王子午戟
春秋晚期前段·楚
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M2.74）
通长27.3厘米，重0.38公斤。
胡部有篆书6字。
王子午之行
（戟）。
王子午戟
春秋晚期前段·楚
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M2.94）
通长26.9、援长19.5厘米，重0.4公斤。
胡部有篆书6字。
王子午之行
（戟）。
王孙诰戟
春秋晚期前段·楚
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M2.72）
通长27.4厘米，重0.4公斤。
胡部有错金鸟书6字。
王孙
（诰）之行
（戟）。
王孙诰戟
春秋晚期前段·楚
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M2.84）
通长27.4厘米，重0.41公斤。
胡部有错金鸟书6字。
王孙
（诰）之行
（戟）。
“
”字构形为从戈建声，淅川下寺墓整理者认为此字可与“戟”字通用。[9]郭国权先生认为“
”从建得声，“建”为见纽元部字，“戟”为见纽铎部字，二字声母相同，且元、铎二部古音关系密切，当可通用。[10]黄萍先生则直接将此字读为“戟”。[11]以上诸说近是。音韵学者或将“戟”归为月部，战国陶文中“戟里”的“戟”字作“
”，正是从戈月声丯声的双声符字。[12]
“戟”字的写法于春秋、战国时期异体颇多，其中“
”的使用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而“
”祗出现于春秋中晚期。“
”从“丯”声,赘加“
”声,亦属元部字,与以“建”为“戟”之声符正相类。根据阚绪杭、周群、钱仁发三位先生考证，钟离国为吴、楚二国之附庸小国，[13]其使用文字近于吴、楚二国。现已著录之童丽公柏戟、王子午戟（二件）、王孙诰戟（二件）皆为楚国及其附属国兵器，新见之楚王昭戈亦为楚国兵器。
因此，“
”的使用年代可能在春秋中期至晚期前段，而其使用地域当为楚国及其附庸国。
[1]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第50页。
[2]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上）》（附录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
[3]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第52-53页。
[4]李守奎：《〈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献中与樊相关文例的释读》，《文物》2011年第3期，第75-76页。
[5]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第51页。
[6]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第181页。
[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22-23页。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3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页；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7、338、339、340页。
[9]《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86页。
[10]郭国权：《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青铜铭文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导师：李守奎教授）2008年，第71页。
[11]黄萍：《新出兵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导师：胡长春教授）2013年，第35-36页。
[12]陈伟武：《〈古陶文字征〉订补》，《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123-124页。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44页。
本文系作者在“先秦秦汉史”公众号首发，感谢作者赐稿！
本期的青铜器与金文专辑由付强组稿，魏振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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