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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人李鸿章在荆州留下足迹 曾为沙市新安书院题匾


  1.   修复中的匾牌

      去年,本报周末《人文地理》专栏报道了《李鸿章家族后人在荆州》一文,讲述了李鸿章与荆州知府倪文蔚的联系,记者发现,李鸿章曾在荆州留下足迹。

      最近,记者再次发现李鸿章为荆州“新安书院”的题匾。

      吾道中天题匾

      李鸿章为沙市新安书院题匾

      “人文地理寻城记”栏目记者寻访沙市古城,在章华巷参观拍摄一古宅时,寻到古宅现辟有一间画室,画室的主人是徐大鑫。他不仅是央视报道的石膏画创作第一人,还擅长书画培训,兼书画装裱和漆匾修复。

      他正在修复一块古匾——吾道中天。匾长约4米,高约80厘米。金漆底,墨漆字,左起小楷:同治十一年壬申岁季夏月吉旦。

      落款XX本邑郑镇修、李体仁、胡衡如、吴怡清、胡藻田、吴鸿宾敬立。两方印章已经剥落不清,但据记者鉴定牌匾应为李鸿章手迹。

      徐大鑫介绍,这是原沙市新安书院内的一块古匾,现被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

      此前,沙市新安书院还曾发现一块古匾:斯文在兹。左起刻:同治壬申年春月吉旦,右款: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直隶地方军务一等肃毅伯XX李鸿章敬书。

      两块匾字体、形式风格相同。同题在同治十一年,只不过一个在春季,一个在夏季,明显为同一人题写。

      新安书院遗址先后为崇文小学、沙市艺术中学。新安书院是徽商驻沙市的会馆和商会办学场所。

      徽人李鸿章在荆州

      三楚名镇沙市自古繁华,水陆要津,千年都会,百年商埠。清代中叶,南北商贾,苏杭客商纷至沓来,广设商埠,悉心经营。徽商、浙商、晋商等等汇成沙市十三帮商旅集团。

      各大商会不仅在沙市留下了会馆、商号,还开设了书院,成为沙市最早的“外来子女学校”。这些商号包括布店、花行、钱庄、银号、药店等等。

      外来商帮的会馆、商号、书院不乏当世名家巨贵题字,如浙商在沙市开办的“老同震”银楼,就是民国五大书法家郑孝胥的手迹,郑孝胥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内务大臣和伪满洲国总理,丧格辱节,却在书法上与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等齐名。

      估计驻沙商帮都暗暗较劲。这不,徽商新安帮就在1872年请到了李鸿章的墨宝。李鸿章曾任湖广总督,“斯文在兹”悬挂于沙市新安书院时,李鸿章已调任直隶总督。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1867年2月,45岁的李鸿章任湖广总督,1870年4月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他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成为“洋务派”的主要首领。并购买军火和军舰,创建北洋水师,扩充“淮军”势力,建立起一支自己控制的海军舰队。

      光绪二年(1876年任直隶总督6年后),李鸿章为《荆州万城堤防志》写序,在序中他说“同治己巳,余于楚督任内持节赴蜀曾两适堤上详察形势,审其要术……”——李鸿章曾两次站在荆江大堤上视察。

      在《马关条约》中,李鸿章再次写到了“沙市”,将沙市对外“开放”。

      李鸿章有一处他人抵押的房产位于上海荆州路,李鸿章在遗嘱中有提及。李鸿章1823年出生在现今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

      李鸿章十分高调牛逼,除了对曾国藩很敬佩,对谈判对手,对洋人从不卑躬屈膝。不过,李鸿章在序中,对下官时任荆州知府倪文蔚(1823-1890)却很欣赏:“为人笃雅勤于著述尤究心经世之学,守荆州,政简民乐,乃以其暇撰辑是书于二千年来设堤治水之成绩单。”

      鉴于此志“修防之义甚晰,而其所甄采故牍遗籍亦广博以严……务俾有志之士考镜得失,一旦躬临巨役不至以吏为师,后之官斯土者,庶其有所持衷”,李鸿章欣然提笔为此志作序。在序言中,李鸿章还写下了“人定胜天”的话,以激励两湖百姓。

      李鸿章是安徽人,“淮”军之首,又曾任湖广总督,徽商找个大山也在情理之中。


  清代末年的新安书院

  徽商在荆州

  徽商、浙商、晋商等遍天下,沙市商埠岂能放过。在沙市也曾活跃着大量徽商,至今仍有一些留在老沙市记忆中和记载中。

  最值得写入沙市近现代史的要数沙市电气公司的开办,开办者就是徽商吴盘甫(祖籍安徽省休宁县,旅沙经商后定居)。这可是沙市第一的商业用电,开办于1932年。36千瓦发电机,除了供少数达官贵人家用电,还输送给纱厂等工厂照明用电,此举推动了沙市工业发展。

  沙市电气公司原址在毛家坊,现中医医院门诊部。开办者吴盘甫,年轻时受“公车上书”及“洋务运动”新思潮影响,以实业救国为理念,把商业资本转为工业投资,曾入股川商正明面粉厂,后抽走入股的流动资金购置发电设备,创办沙市电气公司,任董事长。

  但民族资本总受到种种欺压。德国工程师也时常刁难。于是吴家力主后人入新学,攻电机,将来成为懂技术的公司接班人。

  但吴盘甫的外孙吴守贤,1934年11月出生于沙市,后来成为天文学家,中国现代高精度授时“北京时间”的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副台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数年前,吴守贤曾给记者亲笔回信。

  吴守贤尚未启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便踏向荆楚大地。吴盘甫为躲避侵略者的蹂躏,避免在刺刀威逼下强制合作而沦为汉奸,于1939年携全家避难于四川省万县农村。为不荒废子弟学业,他与友人刘子贤(沙市商会会长)合作,聘请原沙市树人小学校长李东屏设馆办学。该馆形同私塾,但开设语文、自然和算术等新学课程。吴守贤入馆就读,初识之无,一年后考入当地董家乡中心小学,插班三年级,读至六年级时迎来日本投降。此时,吴盘圃不避三峡艰险,携全家乘木制小舟匆匆返回沙市。

  但视沙市为故乡的吴盘甫却遭到重大打击:当时“五毒八害三条蛇”的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国民党当局,以重新注册为名吊销了沙市电气公司有效期为五十年的经营执照,强行征购公司固定资产,又不即时兑现资金,致使电灯公司破产。吴盘甫返沙后恢复公司重振实业的美梦破灭,并在重病困扰下于1948年抱憾辞世……

  吴盘甫的亲戚吴继贤任沙市电气公司总经理,后任中纺沙市公司经理,兼任沙市市政管委会执委。

  徽商在沙市主要经营笔墨纸砚、剪刀业(张小泉剪刀就是著名的徽商符号)、茶叶、榨坊等。

  安徽黄山、婺源、齐云山茶叶深受两湖百姓喜爱,玉庆泰、瑞祥隆等徽商茶号多有珠兰、黄山毛尖等名茶销售。

  玉庆泰在青石街中山路今好公道酒楼旧址,由徽商蒋怡甫于民国14年开办沙市第一家名贵茶叶店。沙市码头一度为中游巨大的茶叶转口市场,1919年销售有7000担。

  在徽墨中,沙市鲍乾元笔墨店最为著名。上世纪初,沙市榨坊也多由徽商创办,他们改压榨为撞榨,出油率大大提高,深受荆沙人民喜爱。今教育幼儿园旧址就是胡植诚经营的立丰号榨坊。

  在沙市经营绸缎的徽商号有积泰昌、积义昌,资金雄厚。还有同吉号独家经营苏杭产品,民国时被汉阳帮超越。

  徽商在沙市还贩卖木材,从事典当业、米粮业、饮食业、长途贩运业。

  小说《石点头》卷八《贪婪汗住院买风流》写道:“却说哪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徽商合股集资按成分利。又把资金投资于丝织业,添置织机从事于丝织,这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种形式,表露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徽商活跃于沙市,且都具有较高文化修养。有了文化易于接受新事物,有了知识则善于从各个方面去熟悉商务。这是徽商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地方。

  徽商具有不怕艰苦,无远而不届,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徽商恪守商业条规,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慷既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他们崇文,每到一地都重视建书院,办学堂。徽商还善于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地方商人集团。

  他们还热衷于置义产、办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具有同业行会兼同乡会性质,借以团结徽人,保护同乡同业的利益。沙市十三帮会首办公地旃檀庵就是徽商王某康熙初年建造。旃檀庵也是沙市百工祠。

  沙市徽商还有泾太会馆,泾太帮来自安徽泾州太平府,会馆原在中山路西端,清末民初沙市十三帮老总孙文卿就是徽商。


  

  李鸿章于同治壬申年春为新安书院题匾

  徽商精魂融荆州

  徽商古有管仲,五大财神之一,近有胡雪岩,红顶商人“官商”的典范。乔致庸、沈万三也是著名的徽商。

  徽商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

  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加速了徽商衰落的进程。由于洋纱、洋布、洋颜料以及南洋木材的进口日增,使徽州布商、木商的生意大受影响。钱庄、银行业的兴起,又使徽州典商丧失了在金融业的原有地位。徽州茶商后来也因洋商乘机操纵市场压价收购,而导致连年亏本,形成“十商九困”的局面。到光绪中叶,作为显赫一时的封建性商帮,徽商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徽商的兴盛与衰落,却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考。

  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歙县大盐商曾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基于这种认识,徽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也源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资富能训,英才蔚起。

  徽州人素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即使入籍他乡,他们也孜孜以家乡为念。因此,沙市商埠文化被明显打上了徽州乡土风俗的烙印。

  徽州“乡俗不论贫富,卧起俱迟”。这种睡眠习俗后来成了徽商中的时髦风尚。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全国涌现出不少大商帮,徽商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与其他商帮势必产生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设法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自身的信誉以外,加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暴富的徽商有的在内心深处隐藏着极其强烈的自卑感。一种以财富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冲动也就油然而生。显著的表现便是挥金如土,以此显示自己的阔绰和不同凡响,并借以发泄心中的郁闷”。部分高层次的徽商,建筑园亭别业,招徕吸引全国四方文士,讲经论文,填词作诗,研讨学术,发展文化事业;支持戏剧文化事业;收买、珍藏书画作品等等,在家乡则做一些善举义行,发展教育事业。

  沙市老街的老宅大院,除了受徽派建筑的影响,也当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徽商定居的房产。

  京剧是在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帮进京后,与湖广汉剧艺人合作形成的新兴剧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安徽安庆福升班溯江而上来到沙市,以徽调、梆子为主,后改唱京调。为京剧传入沙市之始。沙市被典赞“琵琶多于饭甑”,被后人称为“戏窝子”,除了楚剧、汉剧、荆河戏等,徽楚合流的京剧也长久而至今占据着沙市的戏剧舞台。

  安徽是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区域,徽文化、湖湘文化,都是楚文化的流变。(楚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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