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学本科教育面临诸多挑战：
过于强调专业教育，学生视野不够开阔； 过于注重课程中的知识传授，对于学生完整人格、个人志趣的重视程度不够； 重视知识体系的建构，对学生核心能力的训练不够； 学生成长路径较单一，自身能力与素养不足以应对复杂社会的挑战。
而在我国实施十多年的通识教育在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挑战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丰富和视野的扩展，更是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甚至包括人格的完善。
但是，通识教育实施至今面临着与专业教育结合的困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究竟该如何结合？
通识教育应该“有根”“有魂”“有效”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十多年发展之后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即更强调人格完善的力量，落实“立德树人”总目标；其次，通识教育之下的学生不仅要术业有专攻，在本专业之外还应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对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有整体上的理解；通识教育也使得学生的能力培养更加受到重视，尤其是可迁移能力的培养，例如思考、判断、阅读、写作与讨论等能力。在这些能力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深度倾听”的能力，“倾听”完全不同的声音的能力。
经过多年实践，复旦大学本身也逐渐形成对通识教育的定位和目标：通识教育应该是“有根”“有魂”和“有效”。“有根”与“有魂”涉及理念层面的问题，“有效”涉及落实层面的问题。
通识教育应该是“有根的”。所谓“有根的”，在于一方面要尊重现代大学的发展规律，重视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强调“学以成人”；另一方面，扎根和发扬中国深厚文化传统，体现中国大学优秀育人传统。中国大学在百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观念对大学的发展有着深切地影响，也使得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精深、独特的传奇与故事。
通识教育应该是“有魂的”。通识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人，培养人的核心就是要有“魂魄”。现在的大学生确实很聪明，但学生中也存在不想学、没有兴趣、缺少志趣与理想的情况，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从“魂”的层面来加以重视，“有魂”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只有真正做到“立德树人”，才能真正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通识教育，我们要把这样的时代魂魄通过学术训练在学生身上培育起来，精专的学术与高尚的培养，可以在通识教育中予以结合。
通识教育应该是“有效的”。如果通识教育的理念、体制和课程体系不能真正“落地”，那么通识教育就是无效的、是“空心化”的。我们的本科课程现在已达一定规模，增加课程也仅仅是量的积累，但通识教育能让我们有新的起步、新的目标。“有效”的通识教育就是要建设更多能够让学生真正成长的“金课”。同时，课程“有效”并非等同于教师的好口才。
“金课”的标准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能量。在合适的环境和各种力量的激发下，促进学生对学习能力和潜力的自我发现，这决不是靠简单的技术或单向的知识传授就可以完成的。“有效”是很高的要求，也是高难度挑战。
大学通识教育要防止水课成为通识课
从通识课程建设方面来说，不同的大学都有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但都面临挑战。
首先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课程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实施载体，一般大学的通识课程学分大约是10个左右，而且一般采取“选修”的方式。但由于通识教育目前缺少有效的制度和规范保障，为了让学生有大量的选择，伴随课程的大量开设，就会出现课程质量下降的状况，“水课”在所难免。
另外，学生在选课时存在“机会主义”心态，希望用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较高的学分，这种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水课”的产生。目前，通识教育中高质量的课程相对较少，在一门课程中学生在课上与课后的投入精力比例基本都是1：1，希望以后能提高到1：1.5或1：2，甚至更高。
其次，通识教育理念难以层层落实到每一门具体课程中，课程之间缺少逻辑性。每一所高校的通识教育理念一般都经过精心设计，但再好的理念如果不能落实到课程上，理念就会仅仅沦为口号，这是影响通识教育成败的关键。
当前，很多学校基于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或对于世界的基本理解来形成课程模块，目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但由于通识教育理念较难层层落实到课程中，导致体系中的课程成为“拼盘”，缺乏逻辑和内在理念，学生选课存在较大偶然性。
第三，教学方式应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教学方式在保障通识教育“有效性”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我们要在各个环节中，有针对性地通过“教与学”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学习的理解、对学习的自觉等。
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首先对教师带来很大的挑战。教师授课的效果远非一次教学比赛就能予以评判，关键在于教师是否有能力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对自身的学习过程有充分的反思和自觉。
这需要教师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范式转变，重新认识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围绕激发学生潜能和学习自觉来重新设计教学过程。例如，很多老师会将专业课程简化后转为通识课程，这是对通识教育的最大误解。又如，通识课程的考核方式相对单一，缺少激励学生开展通识学习的相关举措，对知识点的考察多于对能力培养的考察。目前，很多通识课程中普遍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这固然是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有效探索，但是会涉及到教学资源的调配、教学空间的安排、助教队伍的建立以及学生时间的分配等。
第四，通识教育组织机构仍需完善。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走访了很多高校，可以看到国内大学的通识教育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在管理方面还面临挑战。不少高校纷纷成立通识教育组织机构，但这些学院或机构不是从原有的大学组织结构中内生出来的，而是“外置”的，与现有大学组织体系之间的“耦合”程度较低。当我们将这一机构置于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中时，就会发现矛盾重重。此外，作为通识教育学院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源和政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与院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专门管理部门，也会面临缺乏应有的权威性、权力等问题，导致资源缺乏。
通识教育理念的落地，需要面对骨感的现实
通识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要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逐一“落地”，需要根据每一个学校自身的传统、人才目标、现有师资状况等来建立一种实事求是的模式，从而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贯通。
而课程建设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通识课程建设的各环节必须要细化，不能简单的将一门课程交给某一位老师。仅以复旦大学为例，我们现在的核心课程新课建设，更多采用“邀请制”。作为教学管理者，我们仔细观察高校里最具有通识素养与能力的老师，待条件成熟后邀请开课，并在这一过程中给出相应流程、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促进教师在进入通识课程时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有利于后续课程建设。
另一个着重点是“强调以学为中心”，强调师生的互动与交流。师生的交流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让学生在大学里面的学习变得“孤立化”，而是应构建一个学习共同体。通识教育不仅要聚合学生，还要聚合教师，只有当教师之间也相互理解、相互共享经验后，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氛围，学生才能通过通识教育被打上所在大学的“烙印”。此外，建议制定专门的通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对教师们上课是否符合通识教育的理念与要求进行评估，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可以让教师全方面了解自己工作的成效。
还应优化通识教育管理模式。首先，应建立并优化通识教育管理机构，使其拥有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其次，要实现学术与行政的紧密协作。有的通识教育管理部门的学术能力较强，但缺少相应的权力，难以调动各院系教师；有的通识教育管理部门的行政能力较强，但调动资源的行为不一定恰到好处。这两股力量应该形成一种有效的结合。还应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目前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如何使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拥有共同的通识教育理念？复旦大学强调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午餐会、工作坊、通识教育年会、年度通识教育优秀教师评选等，建立教师自身的通识社群。
第四，因地制宜开展通识教育实践。通识教育强调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学校进行量身定制，这也是各高校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再认识。
第五，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丰富通识教育内涵。在中国现有的大学制度中，建立完整的通识课程体系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一背景下，应发挥本地区优势，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师生之间面对面交流，使学生更容易找到最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兴趣点，与此同时，还能够通过技术手段破除学科壁垒、院系壁垒，实现跨学科、跨院系的资源共享，从而为师生建设更好的“学习社区”，更好地为“师生”与“生生”的互动创造条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通识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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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到2004年期间，为应对大学过于专业化的弊端，国家通过建立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出台相关政策等，推动文化素质教育逐步深化。2005年以后，在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综合性大学中“通识教育”开始推行。
2015年，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如今加入联盟的高校数量日益增多，逐步形成了今天通识教育在中国的积极发展态势。
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本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日益从高等教育的整体性角度认识通识教育。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
编辑：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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