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当铺，也称“典当”、“押店”等。它专以“济民”为招牌，行牟利之实。当铺是旧中国高利贷的一种形式，是按借款人提供抵押品的价值打折扣，贷放现款，定期收回本金和利息的一种剥削方式。
当店是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物。它以现金借贷为手段，但借贷者必须要以相应的实物作抵押，名曰“当”。对抵押品的估价，金银首饰之类为最高，但最多只能估到抵押物品实际价值的一半，其他东西则更低。
一旦典当成交，由当铺付给典当人现钱，坐收二分高利。押期一般为三个月到一年之间，到期不赎，如不交清利钱、办理续当手续，抵押品便归当店所有。他们自称是“裕国便民”的行业，实际上则是一些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每当人们在经济上拮据困窘、告贷无门时，家中如还有点衣饰，常常就挟上个包袱去当店。为解燃眉之急，只得忍痛让它来“砍”一刀。
当店在外形上就不同于别的店铺。站在街头望去，远远便会看到它粉白的外墙和影壁上，有个触目惊心的楷书“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走进去一看，里面店堂高大，窗户却开得很高很小，光线晦暗，使人产生一种阴森、窒息和厌恶之感。
黑黝黝的四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等等。小的当店还写有什么“每人暂以当足三元为度”、“本店屋小棉被暂行不当”、“神袍戏衣一概不当”，不一而足。店堂横门，是一溜青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高出中等个的人一头，只有仰着脸、踮着脚、举着双手才能交货接钱，所以“高柜台”便成了当店的别称。
鲁迅先生幼年时，父亲卧病，家道中落，曾与当店打过几年交道，给他留下了黯然的回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忘却了，总之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江浙一带，开当店的多半是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大都合股经营。他们势力大，资本雄厚，大店股份能达十万元以上，他们组织严密，沿袭着封建社会千百年传下来的一套不成文法规，完全由乡人和亲朋好友集资入股开办，不容外人插手。其中不少人既是股东，又是店铺工作人员。这不只是乡土观念，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资金安全。一旦有人盗窃店铺贵重物品潜逃，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便于觅踪追回。所以，一家当店往往就是一个乡帮。
当店的经营特色，迥然不同于其他行业。股东之下设经理，经理统率“三房”、“四柜”。所谓“三房”，是指钱房、饰房、包房而言，钱房就是账房，饰房和包房分别保管金银首饰和皮布衣物。
“三房”对内，“四柜”则是对外了，看货色、估价钱、办赎当都归“四柜”办理。“四柜”中分为头柜、二柜、三柜、四柜，依照每人股金多寡、地位高低、资历深浅依次排列。不少当店的股份，“四柜”能占到一半以上，有的头柜还兼任着经理。
此外，还有三种店员，称为“写票”、“清票”、“小郎”，干的无非是些辅助工作。例如小郎，就是学徒，年龄在十五到十七八岁之间，职责是将已讲妥成当的抵押品包扎起来送去保管；或者有人赎当时，拿着当票去仓席按号取物。一个学徒进了当店，须从小郎做起，几十年下去，一步一步熬到头柜，已是须眉皆白了。
“四柜”又称“朝奉”。这个叫法听起来费解，其实也很平凡，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当店开业，都要得到朝廷的核准，他们便认为开店是“奉旨经办”，谁也奈何他不得，每遇到和当户发生纠纷，就抬出“皇上”，借着“朝奉”二字吓人。相沿下来，“朝奉”就成了“四柜”的别称。“朝奉”们素以吝啬苛刻著称，似乎鸡蛋经他们的手摸一下也会小一圈。他们在抵押品的估价上是说一不二的，估出价后，决不再加。
当店里有好些“规矩”，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职业道德”来。比如，成当的东西价钱讲妥后，写当票时“朝奉”必定会拖着腔喊一声“王——”。不知底蕴的人，听后或许要吃一惊：我明明姓李，怎么进了当店给改姓了?其实不然。国人爱面子，大凡进了当店的人，最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朝奉”们摸透了当户怕丢人的心理，所以不管张三李四，干脆统统报一“王”姓了之，久而久之，这声“喊嗓”便成了拍板的标志。
当店里的另一“规矩”是在当票上耍花招，手段既狡狯，又幼稚。写在当票上的那种弯弯曲曲的古怪字体，普通人见了根本就认不出。这种怪字也只限于在当业界流通，放在别处则无异于天书。比如一个人拿着一枚赤金戒指去当，怪字上写的却是“淡金戒”；一块宝石，写成“石料”；一颗明珠，偏偏要写“黄珠”；一件狐皮袍子，当票上变成了“光板无毛皮简一片”。总之，任你是价值连城的抵押品，经他们笔头子一写，都成了没有人要的贱货。
他们为的是万一将来和当户发生纠葛，以当票为凭，所以“宁写孬，勿写好”，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无异于明目张胆的欺骗和敲诈，但它作为旧社会当铺的历史陈迹，却曾经风行全国。
头柜，北方叫“接柜”，是当店中的主角。头柜对货色鉴别的眼力极高，不论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可以说样样通晓。他们不但精通业务，善于盘剥，而且老于世故，几十年里和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打过交道，最会察言观色。进当店的人三教九流，贫富不一，不管哪一种人，头柜一眼便能做出准确判断，相机行事，骨头里也要榨出油水来。
头柜们老谋深算，往往出人意料。上世纪20年代初，苏州当业界曾流传过一个故事：某天，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来到阊门街一家大当店，身后跟一老仆，拿一件汝窑古瓶求当。这家当店的头柜姓孙，年纪六十开外。他细看古瓶后，认为是宋瓶真品，遂以三千元成当，讲定押期半年。一个多月后，这古瓶被苏州收藏家王春甫先生看到，鉴为赝品无疑。孙某此时也已深信自己一时“走眼”被骗，真如五雷轰顶，懊悔不及。
然而，事已至此，即使找到古瓶的主人，他不来赎，也是枉然。几天后，孙某在观前街松鹤楼设宴，遍请苏州各大当店及古玩店的头面人物赴宴。酒过三巡，孙某拿出一件汝窑古瓶，请大家鉴定真假。当大家都鉴定是件假货，孙某听后顿时恼怒，一把抓起古瓶摔得粉碎。
事后不出半月，古瓶的主人忽然来到当店，要办赎当。只见孙某淡定的对身后的一个小郎说：“把这位先生的东西取来!”那人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果然是自己的古瓶，并非如传闻那样。他本欲讹诈当店一笔钱，结果反被当店捉弄。原来，孙某在松鹤楼摔的“古瓶”是另一假货，故意做出式子，造成舆论，引诱假古瓶的主人自投罗网，挽回“走眼”造成的损失。
从一个小郎可以渐渐升为头柜乃至经理，这种引诱，使得店员们乐意死心塌地给当店卖力。抗战前，江南一般当店的头柜每月工钱不过大洋十五元左右，其他店员可想而知。这点钱养家糊口尚不宽裕，更莫说发财致富了。于是，又巧立出收“存箱钱”的名目。“存箱钱”，就是说只要开箱、关箱就得收钱，这钱归店员们自己分，与股份无关。
旧中国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进当店是人们破产的第一步。茅盾曾有一篇短篇小说《当铺前》，描写劳苦人民冒着凛冽寒风拥挤在当店前等候求当的情形，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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