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对司马孚仕途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二哥司马懿。自建安十三年（208）入曹操丞相府后，司马懿历任文学掾、东曹属、主簿、军司马等要职。尤其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太子，司马懿转任太子中庶子，成为曹丕的死党与高参，帮助其登上帝位。“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晋书·宣帝纪》）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司马懿改任丞相军司马，接替他的正是三弟司马孚—从曹植的幕僚“文学”掾，出任曹丕的太子中庶子，成为太子党的新成员。显然，这是二哥推荐的结果。
建安二十五年（220）一月，曹操在洛阳突然逝世，形势一度不稳：曹操的儿子曹彰从西安赶到洛阳，企图支持曹植继位；两支部队不听军令擅自离开洛阳，“击鼓而去”；这些乱象很快被洛阳行营中的“太子党”平定，控制了局面。远在邯郸主持魏王府政务的曹丕，得到父亲忽然去世的消息，大哭不止；王府的官员们也一时乱了方寸。这时的司马孚，展现了他性格中沉着果敢的一面，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他恢复了王府的日常秩序，制止了曹丕无益的哭泣，指出当务之急是继承王位。“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本传）。
曹丕赶赴洛阳即位魏王并任丞相，掌握了军政大权。司马懿出任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一年后又以御史中丞身份率众官上书，导演了汉魏禅代。司马孚也参与了任命新王朝高官的活动。当时，有人出于私心，要求重用太子身边的旧人，司马孚坚决反对，“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本传）。由此可见，司马懿、司马孚都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汉魏禅代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道义上的心理负担。因为其入仕时，汉王朝早就名存实亡了，他们不是旧朝真正的臣子，无尽忠的义务。
在曹丕、曹睿父子相继为帝的黄初元年（220）至景初三年（239）,司马氏兄弟亦走上了历史前台，地位迅速上升。司马懿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司马孚也是一路顺风，官至尚书令。这其中自然有二哥的影响，但司马孚本人也非等闲之辈。尽管两兄弟不是同一重量级的政治家，司马孚缺乏二哥的雄才大略与惊人之举，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曹丕上台后，司马孚先后任中书郎、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处理政务，出谋划策。黄初二年（221），孙权向魏称臣，许诺送子为质，并返还被俘的魏将于禁，却迟迟未达，有人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而司马孚则提出了静观其变的正确意见。按当时黄、散郎官均要出任地方守相的规定，司马孚外放河内野王典农中郎将，负责当地的军事屯田工作，任职期间，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向朝廷提出了如何进行水利建设的方案《请造沁口石门表》，是个实干家。后来调至曹魏的发祥地邺城，任魏郡太守这一重要职务。
曹睿继位时，准备重用司马孚，但对其才干吃不准。“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本传）因此任命其为度支尚书，负责帝国的财政工作。这时诸葛亮已经开始了北伐，曹魏的边防军没有能力阻止蜀国大部队的进攻，只能调动洛阳的中央机动作战部队长途行军入陕迎战。对此，他建议在关中长期驻扎两万重兵，并将冀州五千农民迁徙到上邽屯田，解决了驻军“谷帛不足”问题。这个重要的战略举措，为最终挫败诸葛亮北伐，奠定了基础。司马孚的官职在魏明帝时代继续上升，历任尚书右仆射、尚书令，总理朝政。
司马孚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新王朝的忠臣，历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魏明帝逝世后，年仅8岁的曹芳继承皇位，由曹爽与司马懿两位顾命大臣辅佐，改元正始。朝中形成两大政治集团：一是以司马懿为首，多为建安时期入仕的重臣元老，如蒋济、王观等建安名士；二是以曹爽为首的中青年贵族子弟，如何晏、夏侯玄等玄学名士。曹爽集团对司马懿采取了明升暗降的办法，不断蚕食其实权；用贬官、外放、退休等措施对付其他老一代反对派，卢毓、孙资等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司马孚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正始十年间一直身居尚书令要职。本传称其“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换句话说，他在正始党争中保持中立，不介入各种矛盾，是对立双方都能接受的人。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关键问题上，他必然站在司马氏家族的立场上。这一点反对派同样心知肚明。之所以不急于拿下他，因为其性格宽厚忍让，不会构成直接的威胁，在政治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明眼人都已经看到，两大政治集团极可能发生激烈冲突。但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为了麻痹对手，佯装病入膏肓，蒙蔽了前来伺察真相的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司马懿趁曹爽等人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祭扫高平陵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司马懿和太尉蒋济率军占领洛水浮桥，切断了洛阳与外界的交通，76岁高龄的司徒高柔接管了曹爽的部队。司马孚与司马师屯兵司马门，列阵阙下，是政变的突击力量，“及宣帝诛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本传）。司马懿准备以军事手段消灭对手的计划，只有司马师一人参与，连司马昭都不知情。“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晋书·景帝纪》）由此可见，司马孚事先并没有参加政变的预谋，他接到动手命令的时间，不会早于司马昭。这场政变在肉体上消灭了曹爽集团，最高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懿手中，是曹魏与西晋王朝更替的转折点。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平陵政变并非司马懿阴谋篡权的个人行为，而是建安老臣对曹爽集团的集体反击，他们积极参加政变，并不是打算推翻曹魏王朝，而是想使它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作为建安老臣中的一员，司马孚参加政变的动机应当没什么不同。问题是政变胜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政变的领导者司马氏父子来说，继续充当曹魏皇帝的忠臣已经不可能了。且不说政变本身已经侮辱了皇帝并屠杀了皇族，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变，中央军权已转入司马氏私门。司马懿的处境类似当年的曹操，把军权归还朝廷，等于自杀。势如骑虎，只有禅代一条生路了。
王朝的灭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司马氏要不断清除亲曹势力的反扑，继续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中国历史走上了长达十六年的血腥的魏晋禅代之路。亲曹政治力量由三种人组成，一是曹魏老一代官僚中的忠臣，二是曹爽集团的漏网分子，三是皇亲国戚中的干才。他们在重振曹魏王室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这些魏王朝的支持者，在朝中发动了两次未遂政变，淮南地区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兵变，均以惨败告终。国家权力也在司马氏父子之间顺利交接，从司马懿、司马师到司马昭，曹魏王朝名存实亡，禅代的条件逐渐成熟。西晋王朝于265年，在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手中诞生了。
作为司马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司马孚的政治立场毋庸置疑。亲曹势力一旦成功，则意味着家族的灭亡，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然而儒家忠君思想的熏陶与其仁爱天性相结合，使他不愿直接介入颠覆曹魏王朝的活动，没有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本传），这是说，司马氏兄弟对司马孚的态度完全理解，宽容对待。因为他们知道，在关键问题上，这位叔父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因此，他们最大限度发挥其政治威望与军事才干，但是不突破其儒家的道德底线。
也许与司马氏兄弟达成了协议，或形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从来没有派司马孚从事镇压反对派的军事活动。亲曹势力在淮南地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兵变，而在历次参加平叛的军事将领中，没有司马孚的身影。在军事斗争中，司马孚的分工是负责对吴、蜀的作战。嘉平五年（253），司马孚率二十万大军到达寿春，采用正确的作战方针挫败了诸葛恪对新城的围攻。正元二年（255）司马孚镇守关中，指挥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击姜维，大败蜀军。在这个过程中，司马孚的官职继续高升，从太尉升任太傅、太宰，名义上是中国第一高官，排在司马师、司马昭前面。朝中遇到废立大事，往往由他“牵头”率领百官，上奏郭太后，通过这个政治道具下达的命令，合法地处置皇帝。不过，司马孚事后却总是用自己的方法，洗白身上的污点。
嘉平六年（254），李丰与张缉合谋，借拜贵人仪式，待司马师晋见时，以伏兵诛之，推举夏侯玄为大将军，事泄被杀。有证据表明，皇帝曹芳已经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夺权阴谋，司马师决心清除这个隐患，导演了一出政治话剧：以司马孚为首，司马师为辅，率群臣上奏永宁宫，文中罗列的罪名无非是曹芳荒淫无度之类，担心这个皇帝会“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请郭太后批准，“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三国志·魏书》）。结果是皇帝被废，以齐王身份回其封地。曹芳离开皇宫上路时，司马孚前来为其送行，“悲不自胜，余多流涕”（《魏略》）。司马孚这样做，是向社会表明：驱逐皇帝不是他的本意。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出自小皇帝曹髦之口。这位有思想的杰出青年，不甘心被“禅代”的命运，于甘露五年（260）五月，带领由身边勤杂人员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汉晋春秋》），发动了一场以卵击石的政变。在宫门口便遇到了前来镇压的部队，被利器贯穿胸膛，“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同上），“及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本传），只有司马孚与陈泰前往现场，抱着皇帝的尸体大哭。“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魏氏春秋》）。但是两人下一步的表现则明显不同。陈泰面见司马昭，要求惩办现场总指挥贾充，被拒绝，悲愤得吐血而亡。司马孚则不然，他只是笼统地要求惩办凶手，并没有指向司马昭的亲信贾充，反而将曹髦的死归于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本传）在司马孚看来，制服小皇帝而不杀害他，易如反掌。两位侄子做得太过分了，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面对来自集团内部的压力，司马昭采取了折中办法，一是找个替罪羊—将直接行凶的军官处死，二是由司马孚领头，率百官奏请郭太后，将曹髦的丧葬标准从庶人升至王爷。这个事件使司马昭意识到，皇帝虽然是个摆设，但是禅代的时机还未成熟，于是立燕王曹宇14岁平庸的儿子曹奂为新皇帝，作为禅代的最后缓冲物。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逝世。十二月，司马炎举行了禅代仪式，建立了西晋王朝。司马炎将可能给予的荣誉、官职、财富等等统统给了司马孚，诏曰：“太傅勋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导弘训，镇静宇内，愿奉以不臣之礼。其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本传）在晋初地位最为显赫的开国元勋“八公”中，司马孚居于首位；他的儿子太尉司马望，与父亲并列“八公”。可以说，司马孚人生达到了最辉煌的顶点。对魏晋禅代中诞生的新皇帝，司马孚当然是拥护的，他五次率群臣上奏，请服丧期间的司马炎，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节哀顺变，恢复正常起居饮食。
奇怪的是，司马孚对西晋王朝给予的一切似乎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本传）。他与被禅代的皇帝曹奂告别时，竟以曹魏的忠臣自居。“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本传）泰始八年（272）司马孚寿终正寝，享年92岁。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本传）
遗嘱中“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的直译，是说自己既不是伊尹、周公那样的名相，也不是伯夷、柳下惠那样的隐士。众所周知，伊尹、周公都是摄政大臣，都曾有篡权的嫌疑—伊尹放太甲，周公平管蔡。这种比喻是否暗示：自己在魏晋禅代中不是主谋，但也不是在野的旁观者。所谓“贞士”，指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纵观司马孚的一生，其遗嘱中的自评只说对了一半。笔者认为，他既是曹魏王朝的“贞士”，也是西晋王朝的“贞士”。受汉儒忠君观念影响，他一时还难以接受向两个王朝尽忠的事实，内心陷入了矛盾纠结。
司马孚生活的时代，汉魏六朝的禅代史刚刚启动，人们一时还不适应，有些正直士人甚至为此断送了性命，如汉魏禅代中的孔融、魏晋禅代中的嵇康。当禅代成为常态，忠君观念荡然，连续向几个王朝效忠，也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言：“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8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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