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一种恶习，它不仅会迷心智、丧品行、伤健康、损钱财，使人玩物丧志，影响家庭和谐和事业发展，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可能导致斗殴、凶杀、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正因为如此，历代法律都将赌博行为作为打击和制裁的对象。
最早见诸史籍的禁赌法律，是由战国时期魏国丞相李悝制定的《法经》。其中根据赌博犯罪主体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罚。对一般人，“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太子赌博要被处以笞刑，如果三番两次仍不知悔改，就要废除太子的资格，另立太子。
秦汉时期沿袭《法经》，对赌博罪也做了规定。据史书记载：“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谋盗鹿，又搏掩，完为城旦。”“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夺公主马，髡为城旦。”“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掩，完成城旦。”可见，汉代对进行赌博的达官贵人处罚也是很严厉的。
南北朝时期严惩赌博者，尤其是对官吏参与赌博的惩治毫不手软。刘宋时期的大将王景文，在出任右卫将军时，便因为曾经赌博“得钱百十二万”而不得不“白衣领职”。刘康祖曾经“为员外郎十年”，仍然因为“樗蒲戏免”。陈文帝时期的司徒左长史王质“坐招聚博徒”，最终还是难逃免官的结局。
《唐律疏议》将赌博分为赌博财物与聚众赌博两种，并给予不同的处罚：对于赌博财物的，按所得财物的多少定罪量刑；聚众赌博的，即使不得财，也要“杖一百”，如果是抽头渔利的，“计赃准盗论”。同时还明确了轻罪与重罪的界限：赌博财物的，以五匹为限，五匹以下为轻罪，处以“杖一百”；五匹以上“准盗论”，即根据赃物的多少，比照盗窃罪论处。当然，并非所有戏赌财物的行为都是赌博，殷啸虎在《秦镜高悬》指出，如比试弓箭武艺，即便以财物为赌注，也不能算是赌博。以饮食为赌注，或是以赌赢的钱请大家一起吃喝的，也不得按赌博追求责任。
宋代法律对赌博的处罚比唐律要重。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下诏：“京城先是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对赌博犯罪判处斩刑，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处罚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宋真宗时期的进士萧立之，因为“尝因赌博抵杖刑”，被朝廷“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这说明当时对禁赌诏令的执行相当严格。
与宋同时并存的金王朝，禁赌律令也颇有特色。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八年专门制定了禁止官吏赌博的法律：“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元朝的禁赌法更为全面和严厉。《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赌博钱物，杖七十七，钱物没官。有官者罢见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但是“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负责查赌的官吏如果“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对赌博犯罪的认定也更加严格和规范，必须“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赃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指革拨”。此外，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曾发布诏令“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民间赌博行为要处以流刑，这显然重于律文规定。
明朝建立后，在重典治国、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加大了对赌博的惩处力度。《大明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但实际惩罚远不止于此。朱元璋曾经将抓获的赌徒一律“解腕”，即砍手。据说他还专门在南京建了一座“逍遥楼”，将捕获的赌徒尽数关在楼中，“使之逍遥，皆尽饿死”。明律还规定若有将自己的房屋开张赌坊，容人赌博的，不仅“亦杖八十，其房屋亦当入官”。此外，明律明确规定如果职官犯赌，将加一等治罪，情节严重的“文官革职为民，武官开职随科粮差操”。
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做法，但对官员犯赌博及开赌场引诱赌博的行为做了补充规定：凡开赌场引诱赌博的初犯，发极地、烟瘴地带充军，再犯绞监候；如果官吏犯赌博的，则要革职，鞭一百，枷号两个月，并且“不准折赎，永不叙用”。
清朝虽有严厉的禁赌的法律规定，但晚清官场污秽不堪，许多官吏要靠赌场营私捞钱，因此官吏成了赌场的保护伞，赌博之风依旧盛行。我们常在影视片中看到这样的场景：朝廷或地方屡屡发布禁赌、禁嫖、禁食鸦片“三禁”令，而许多官吏腆着浑圆的肚腹打着查禁的幌子招摇于市，显出一副秉公执法不可侵犯的摸样，暗地里却与违禁者眉来眼去，大搞权钱权色交易，导致黄赌毒屡禁不止。官吏养赌场，容忍赌博，除了中饱私囊外，因为他们还要向上级上贡，以迎合上司的好恶、满足上司的私欲，企求飞黄腾达，鸡犬升天。清朝给官员送礼的名目通例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官员及夫人的生日）、“程仪”（助官员出差）、“使费”（请官吏办事）、“部费”（到中央各部门办事）、“炭敬”（冬季取暖费）、“冰敬”（夏季降温费）、“门敬”（请首长门卫、跟班、秘书关照）、“别敬”（地方官进京送给京官的钱财）等等。在潜规则盛行的晚清，清廉的官吏，因为不跑不送，被视为官场上的另类，大多会被逆淘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遏制赌博之风是不可能的。
殷啸虎在《赌博与古代法律》一文中写道：从古代法律对赌博的规定看，虽然不同时期对赌博的处罚不尽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不防其微，必为大患”，希望通过严禁赌博以“塞祸乱之源，驱民纳之善也”。特别是对官员犯赌博的处罚要重于一般的百姓，这一点是很值得后人借鉴的。
人之夭寿在元气，国之兴衰在风气。《史记·乐书》云：“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风清才能弊绝。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绝非胡适所言：“一切坏的风气都始于下层人民，如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官员的态度、行为对移风易俗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从官员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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