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导读（三十九）

 《论语》

一、内容
《论语》大概是最为人熟知的儒家经典，可以说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个人修养中的基础部分。在《汉书"艺文志》，第1717页中，班固写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至于“论”、“语”两字的意思，见下文七中所举的皇侃之作。
由此看来，《论语》大概是一部孔子（传统上确定其生卒年代为公元前551-前479年）的“言论汇编”。这部著作的确主要由相当简短的对话组成，它们较多地是在孔子及其弟子之间进行。这使得这部著作特别的生动活泼，而与其他经书迥异。《论语》主要的价值大概就是它能使我们洞察孔子及其弟子的行为和日常生活。此外，透过那些对话，我们可以对他的人格及教义有大致的概念。其教义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与社会——这两个层面一直处于互动之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因而这一本由君子来体现的终极理想“仁”就在贤明君主的人道政府的政治层面上得到了表述。“仁”的理想可以用来界定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它首先是极其信任人的自我完善能力；其次是极其信任古代贤人的智慧及文化传统；这些都成为了教育的基本任务，而且养成了言必称尧舜的习惯。与诸多经书中的长篇议论相比，此类主题在《论语》中得到了比较简短的论述。
通行本由20篇组成，传统上每篇分割为二部分，每篇又划分为许多章。每篇以及篇中诸章的顺序安排，通常都是任意的。有些语句在书中的不同部分相重复，有些思想频繁出现。篇名并不表明主题思想，它们仅是由每篇开头几个字组成。它给人总的印象是编辑者缺乏一定的规划或有条理的纲要。

二、作者及成书年代
通行本《论语》的异质性排除了单个作者写成的假设。在汉代所流行的观念是《论语》是根据孔子及门弟子的笔记编成的。这得到刘向（公元前79-前8年）的肯定，又被何晏（190-249）引用于他的《论语集解序》中，班固也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加以引用。在刘宝楠（1791-1855）重建的郑玄论语序逸文中，郑玄（127-200）甚至具体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由仲弓、子夏、子游等人编成的。唐代柳宗元（773-819），见《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8-69页）断言此书为孔子第二代门人所编，其特别理由是《论语》中将曾子、有子称为“夫子”。朱熹（1130-1200）在他的《论语序说》中引述了程颐（1033-1107）的意见，重复了这种观点。
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该书的作者难以确定，它甚或就是无名氏；《论语》被认为是一部出自不同人之手、具有各种层次的混编著作，其编成的年代更晚（见韦利《孔子的言论集》，第21页及以下）。由于有战国时代添窜的痕迹，钱穆（1895-）将著书的年代置于周末秦初。朱维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走得更远，他设想正像当时为了与对儒家更进一步的赞词相呼应而编纂《公羊传》那样，《论语》可能也写成于这个时候即西汉公元前157到公元前87之间（见朱维铮，见下文七[1]）。大多数学者同意这部书的书名大概定于汉初，由此肯定了王充（约27-100年）对此结果所提供的证据（见赵纪彬，见下文七[1]）。这部著作从来源上讲被认为是孔子的，这与战国时期其他诸子著作的情形一样。

三、文献源流
就文本而言，可以说《论语》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汉及六朝为第一个阶段，从宋至明为第二个阶段，清代经学审查以及文本考据为第三个阶段。
汉代及六朝的过程有点复杂。西汉时这部书存在三种本子。在引述刘向所言之后，何晏据不同的传授对《鲁论语》与《齐论语》作了区分，二者都是今文。首先就篇数而言，两种本子就有不同，前一种本子总共20篇，后一种本则有22篇，多出了《问王》、《知道》这两篇。何晏继续说，至于两种本共有的20篇中，《齐论语》的章句则比《鲁论语》的章句更为丰富些。
何晏提到的第三种本子是《古文论语》，即《论语》的古文本。据推测是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鲁国孔子旧居的墙中重新发现的。与这部著作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尚书》、《礼记》、《孝经》，都用古文写成，它们是在鲁恭王（公元前153-前128年在位）为建宫殿而拆毁那所房子时发现的（《汉书"艺文志》，第1706页）。据说“古文论语”由21篇组成，多出的那篇是由于末尾一篇被分成两篇的结果。古文论语与今文论语版本之间的差别主要不在于篇章的数目，而在于数量可观的异文，据桓谭（约公元前43-公元28年）的论述，它有400余处异文，此外还影响到章节的编排（见皇侃）。何晏说博士孔安国（约卒于公元前100年）是唯一对这部古文经典作注解的人，但他的注解没有传下来。
人们对这些注解的真伪曾提出过质疑，如陈鳣（1753-1817）1796年版的《论主古训》。据沈涛的《论语孔注辩伪》中则认为是王肃（195-256）作的。另外，王肃还被指责伪造了托为孔安国所编的《古文尚书》，《古文论语》和《齐论语》的佚文被辑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王谟的《汉魏遗书钞》中收录了《论语》的一种佚文，即没有出现在通行本中而为《说文解字》所引的引语。
实际上，今本《论语》所据的底本是张禹（卒于公元前5年）一次相当幸运的调合诸家的结果（见《汉书》卷八十一，第3347页及以下）。公元前48年，他担任太子的《论语》教师，在太子即位为皇帝（即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后，张禹被封为安昌侯，因而有时他也被称为张侯。看来他采取鲁本作为底本，每当认为必要时则参照齐本而编纂了自己的章句。这本书意在充当太子的指南用书。因《张侯论》很出名，它最终位于其他注解本之上，在汉代的文人学士中享有如此显赫的威望，以至于被选为《论语》的版本，与其他今文经一起于公元175年被刊刻在石碑上。尽管这部著作的质量遭到了清代学者如崔述（1740-1816）等极大的怀疑，但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毕竟是对于编纂《论语》统一版本的首次尝试。
据何晏所说，这部著作形成了包咸（见《后汉书》卷七十九下，第2570页）及一个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周氏所作注本的底本。陆德明（556-627）叙述道，这两部章句在太学中作为正式的注本而被研读，并且“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我们对周氏的注解或评论一无所知，它可能是属于《张侯论》与郑玄注本的过渡之作。
《隋书"经籍志》（第935-936页）及《旧唐书"经籍志》（第1981页）各自著录了3条和2条郑玄注《论语》的条目。这部著作的佚文由清代学者宋翔凤（1776-1860）及袁均（嘉庆年间人）等人作了辑佚，但是完整的本子早已失传了。最近发现于敦煌、被确定为唐代的一部手写本的部分内容证实了郑玄的注本中提到了由张禹或周氏创立的《鲁论》本，并依据齐论、古论而作了修正的事实。这个手写本已由石冢晴通及王素作了研究。
现在看来《论语》的通行本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渐加工整理的结果。汉初的三种版本由一些专家与《墨子》中某些章节的三重本作了对比，它们大概代表了三种不同情况的传流。当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在位是，儒家学说占据了显要位置，对《论语》及《孝经》的学习似乎被看作是学习五经前的准备阶段。
郑玄的集注在何晏及另外三位学者所编的《论语集解》10卷中得到了加强巩固，该书附有242年的一篇序。这部书以郑玄的注本为底本，同时兼顾了汉魏时期最好的注本。此外，该书所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被觉察得到，何晏自己也是这一思想杰出的代表人物。此后一直都流行着对郑、何注本的研习，直到唐代，何本挤掉了郑本。梁代皇侃（488-545）的《论语义疏》十卷以何注本为底本，勿庸置疑，它对隋唐时代前夕何本的成功作出了极大贡献。皇侃在自己的注中引用了晋代十三家注，而正是通过何、皇的著作，才有可能探查汉代到六朝时期原文及注释的流传情况。
唐代除了陆德明的音义外，再没有注释性的东西。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讲，999年邢昺（931-1010）受命以皇侃著作为底本制成新的版本，以作为官方考试的一部指南用书；这部书采用了对皇侃著作作疏的形式。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更为重要。正如该书名称中所点明的，它汇集了前辈程熙（1033-1107）、程颢（1032-1085）、张载（1020-1077）及其他宋代思想家的注解，但不是总可能标明每一种见解的出处。虽然朱熹绝没有忽视注释问题，但他的解释总是有些刻意建构得以便与他的哲学观点相吻合。赵顺孙（1215-1276）的《四书纂疏》可作为朱熹《集注》的疏，正是由于《四书集注》，《论语》才赢得了它在群经中的地位和称号，并且朱熹的注本从宋代到清代一直是通行本。到了元代时，它成了科举考试的必备之书，完全取代了皇侃本与邢昺本。明代时，人们感到有必要作一部《集注》的第二个本子，其中要囊括宋、元注本，结果由胡广（1370-1418）等人作成了这部著作，取名为《四书集注大全》。
清代对宋明理学家的著作的反对以王夫之（1619-1692）《读四书大全说》之类的书为开端。其后学者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不再感兴趣于对经典著作中哲学义蕴的探究，而是越来越希望返回到汉学，尤其是从郑玄那里承继而来的语文学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观点下，汉代到六朝以来的著作佚文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汉魏遗书钞》之类的大型编著中得以重新汇辑。
另外一些大型文集汇集了尚未佚失的注解类书籍，朱彝尊（1629-1709）《经义考》（1701年）搜集了从汉代到清初有关《论语》的463种著作，阮元（1764-1859）的《皇清经解》（1829年）及王先谦（1842-1918）的《皇清经解续编》（1888年）充分呈现了清代的学术成果；陈鳣（1753-1817）的《论语古训》、冯登府（1783-1841）的《论语异文考证》及翟灏（1754年进士）的《四书考异》对异文作了探索。
试图从总体上对《论语》作出最有价值、最有权威的考究的仍然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此书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4-1883）最终完成。该书原文及注释基本上沿用了邢昺的版本，不过从汉代至唐代石经的异文、皇侃的《义疏》以及陆德明的《释文》被收录于注解中。在跋（1866年）中，刘恭冕说《正义》乃是模仿焦循（1763-1820）《孟子正义》而作，他的父亲兼收汉宋，凡能对学术研究有用的都有使用价值，并加以考虑。
严灵峰的《论语集成》（《无求备斋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搜集并影印了《论语》的研究及注释著作。

四、写本
河北定县40号汉墓中发现的竹简中含有该著作的部分内容；见《文物》1981年第8期，第11-12页；该墓墓主为死于公元前55年的中山王刘修。发现于吐鲁番的卷子长5.38米，宽0.27米，为710年一个12岁的童子所写，见《文物》1972年第2期，第13-15页。关于敦煌卷子中的情形，参见石冢晴通及王素之文，见下文第七部分。岛田翰（见下文七）提到两部日本的写本，其中一本为1327年版的《集解》，另一本为1338-1342年间印行的《义疏》。

五、常见本
《四部备要》本以1639年金蟠和葛鼒的明刻本及何晏的《集解》为底本，它收入了阮元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该《校勘记》以宋末岳珂（1183-1240）的版本改善了现存明本的不佳状况。《四部备要》本《论语》收有何晏的《集解》和邢昺的疏。
《四部丛刊》从《古逸丛书》中重印了《论语》10卷本，该本仅有何晏的《集解》。实际上这是日本正平年间（1346-1369）刻本的影印本，据岛田翰说，这种版本以北宋的版本为底本，而北宋版则源于唐代的开成（836-841）石经，参见严可均（1762-1843）的《唐石经校文》。正平本成为后来众多日本版本的底本。
《丛书集成》从《知不足斋丛书》中重印了《论语》，附有《集解》和《义疏》，该本以最初曾藏于足利学校图书馆中的1750年日本版本为底本，这正是《四库提要》所说的与《论语集解义疏》10卷本相关的本子：“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于海外。（从日本）藉海舶而登秘阁……其经文与今本亦多有异同。”

六、现代注解本
在大量的现代版本中，值得注意的如下：
1．程树德：《论语集释》，3册，序言写于1939年；北平：国立华北编译馆，1943年，台湾重印本，1965年。该书从大约480种有关《论语》的著作中（见书后所列）引用诸家观点，该书是现代注释本中最为穷竭性的注解本。
2．杨树达：《论语疏证》，北京：国学出版社，1955年，上海再版，1986年。该书藉助于大量六朝以前的资料来对原文加以疏证。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1980年再版。
4．钱穆：《论语新解》，香港：新亚书院，1963年。
5．王书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记》，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

七、二次研究
关于《论语》的出版物数量众多使得我们只能挑少数几选本，以及上面提到过的参考著作。
（一）中文著作
1．翟灏：《四书考异》；序写于1769年。
2．赵纪彬：《论语新论导言》，《中国哲学》第10辑，1983年，第49-62页。
3．赵顺孙（1215-1276）：《四书纂疏》。
4．陈鳣：《论语古训》，1796年。
5．焦循（1763-1826）：《孟子正义》。
6．钱穆：《论语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7．朱熹（1130-1200）：《论语序说》。
8．朱熹：《四书集注》，1177年。
9．朱彝尊：《经义考》，完成于1701年。
10．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第40-52页。
11．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1890年。
12．何晏：《论语集解序》，242年。
13．邢昺：《论语注疏》，999年。
14．胡广：《四书集注大全》，1415年。
15．皇侃：《论语义疏》。
16．阮元：《皇清经解》，1829年。
17．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1806年。
18．刘宝楠：《论语正义》，1866年。
19．柳宗元：《柳河东集》。
20．陆德明（556-627）：《经内释文叙录》。
21．沈涛：《论语孔注辨伪》，1821年。
22．宋翔凤（1776-1860）：《论语郑氏注》。
23．丁晏：《论语孔注证伪》，序写于1881年。
24．崔述：《洙泗考信录》，1810年。
2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26．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1888年。
27．王谟：《汉魏遗书钞》，1798年。
28．王素：《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文物》1984年第9期，第62-64页。
29．严可均：《唐石经校文》，1797年。
30．袁钧：《郑氏佚书》，1888年。
（二）日文
1．石冢晴道：《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论语郑氏注》，《亚洲学报》第269期，1981年，第101-108页。
2．诸桥辙次：《论语讲义》，东京：1939年。
3．长泽规矩也：《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古书分类目录》。
4．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东京：Minyūsha，1905年。
5．武内义雄：《论语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

八、西文译本
1．理雅格：《中国经典》第1，也可见于《四书》，本书被一再重印。
2．威廉"苏施尔：《论语》，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7年。（初版于1910年）
3．阿瑟"韦利：《论语》，伦敦：1938年。
4．刘殿爵：《论语》，企鹅丛书，1979年，再版本有中文原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
5．顾赛芬：《论语》，见于《四书》中。有汉语文本，拉丁译文和法文译文，1930年。
6．程艾蓝：《论语》，巴黎：1981年。
7．皮埃尔"瑞克曼：《论语》，巴黎：1987年。

九、日文版本
1．《汉文大系》第1，1909年，服部宇之吉和安井息轩编。
2．《汉籍国字解全书》第1，1929年，中村惕斋编。
3．《校注汉文丛书》，第1，1913年，毛利贞斋和久保天随编。
4．《国译汉文大成》，第1，1922年，服部宇之吉和公田连太郎编。
5．《汉文丛书》，1927年。
6．《经书大讲》，第1、2，1938-1939年。
7．《新释汉文大系》，第1，1960年，吉田贤抗编。
8．《中国的思想》，第9，1970年，久米旺生编。
9．《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3，1970年，木山英雄和铃木喜一编。
10．《中国古典新书》，2册，宇野哲人编。
11．《新订中国古典选》，第2、3，1965-1966年，吉川幸次郎编。

十、索引
1．《论语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增补第16，1940年，洪煨莲主编。
2．森本角藏：《四书索引》，东京；1921年。
3．叶绍钧：《十三经索引》，上海：开明书店。
4．后藤俊瑞：《朱子四书集注索引》，广岛：广岛大学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54年。
5．《论语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即将出版。

——程艾蓝
（程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