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
一、主题及评价
桓谭（约公元前43-公元28）所著之书的佚文代表着一部原先是关注到哲学、文化、经济等问题的各种看法的大部头著作。此外，该书还包含了关于自然现象、巫术活动以及王莽（9-23年在位）、刘歆（公元前46-公元23）和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等同时代人物等许多极有意思的资料。这部典籍同时也涉及到诸多日常生活问题。
《新论》的价值既在于它对古文经学的多少有点独立的思想的表这，还在于它对当时儒家专心于讖讳的批判。此外，该书还清楚地显示了在当时社会动荡和军事剧变时期的政治情况。桓谭的著作对王充（27-约100）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论》不是专门论述哲学思想，而可能意在为光武帝（25-57年在位）提供如何继续实行儒家学说而兼采一些法家方法的建议。王充对桓谭思想所怀有的钦佩，以及汉代之后又出了几部也叫做《新论》的著作，大批佚文的保存以及魏徵（580-643）《群书治要》中对其中一些范例的收录，这些情况一致表明，桓谭获得了相当大的承认和尊敬。他得到如此的钦佩，这应该归因于他敢于批判的性格，其程度不亚于应归因于他的著述。宋代之后他的名声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到了恢复。
二、该书的编辑及其佚文的真伪
桓谭把他的著作呈献给光武帝、这大概是在26年，尽管最后一篇尚未完成。按照李贤（651-684）的陈述（见他在《后汉书》卷二十八，第961页的注释），该书原有16篇，其中有13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因此共计29篇。大概自唐代之后，这部书就佚失了，所以在1091年的皇家图书馆中已找不到它，宋代皇帝只是从高丽那边得到一个本子。其佚文——它们在宋代诸多类书中并未得到验证——要迟到17世纪末期才被独立发现，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在那时的某些地方还幸存着足本《新论》，因为这些引语也许引自某种类书，或者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归于桓谭。有时此类引语的真伪具有关键意义，这可以用董说（1620-1680）《七国考》的一段话来得到阐明。这意味着对李悝（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法经》从桓谭时代起，就得重新作出思考，很可能这样的一部著作从来没有存在过（见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66-367页；以及波柯拉《李悝的〈法经〉——一部模棱两可的伪书》；《东方文献》第27辑，1959年，第96-121页）。出现于宋以前资料中那些佚文的真伪是不必怀疑的，而那些发现于后世资料中的佚文则需要个别审查。已知最长佚文见于《弘明集》中（《四部丛刊》本，卷五，第4页下-5页下）。关于把它归于桓谭而不归于后来的著者，见钟肇鹏《新论形神的作者应断归桓谭》（见《人文杂志》1959年第2期，第34-36页）。
三、佚文辑佚
《新论》的佚文已得到了辑佚，情况如下：
（1）由孙冯翼辑，见于《问经堂丛书》（1797-1802年）；还收入《四部备要》。佚文被按照其出处作了编排。
（2）严可均（1762-1843）辑，见《全后汉文》（编成于1808-1836年；刊印于1887-1893年）。依李贤所提到的“篇”的形态对重建文本作了尝试。有时为了使文本完整，关于一段的几种不同版本被合并在一起，这种做法多少有点危险。
（3）由钱熙祚（1801-1844）辑，收入《指海》（1839-1846年），充分了解了（1）和（2）之后编成。
（4）由黄以周（1828-1899）辑，但未刊行。他也注意到了（1）、（2）。
（5）1977年出版的本子（上海人民出版社），现已不在考虑之列。
关于那些佚文版本及部分辑本的叙述见波柯拉《新论与桓谭的其他著作》（安阿伯，密歇根大学汉学中心，1975年版）第271-272页。该书收录了见于孙冯翼及严可均著作中所有佚文的译文，另有30多个可能属于《新论》的佚文译文，还有11个源自桓谭别的著作的佚文译文；总计共探讨了214条佚文，译文附有注释，以引起对文本异文的注意。汉语、日语及西文的参考文献书目列举了诸多著作，并且还有人名、术语及主题索引。
四、后来的研究成果
关于为数不多的桓谭研究成果的情况，见上面所提的波柯拉书第273-275页，也见波柯拉《桓谭的一生》，《东方文献》第31辑（1963年），第1-79及521-576页。
——波柯拉
（程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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