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旧文人的毛病。
这个毛病，得的深了。
记得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祖父的一个表弟，我叫二爷的，听说我去运城上康杰中学，说他有个朋友，在运城中学工作，叫我有时间可去拜访一下。我觉得贸然拜访，有些不恭，便写了封信去。内容已记不清了，抬头还记得，比方说他姓贾名清甫，我既不写贾老，也不写清甫先生，而写作“贾清老”，就是看旧书学下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学下这一手，现在想来只觉得可笑。
二○○三年，主持《山西文学》编辑部的时候，忽发奇想，何不收集自己以往的书信编本书。当时正在办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便以给这个班编教材的名义，在刊物上登了个广告，说凡收有我书信的朋友，可将复印件寄我。不长的时间，竟收到了三四百封，连同我手边保存底稿和复印件的，共是七百多封，编了本《韩石山文学书简》。
这次收集，得到了最早的一封，是一九七三年在汾西时，写给老家一位叫卫继农的朋友的，原信为——
继农兄：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谢谢你的关心。今天同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来信，你的意见与北影编导室的意见是一样的。仅这一点，也叫我由衷地佩服，而你却是那样的谦虚。
这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外，与咱县的人很少联系。有时也想结识结识，只因无人介绍，也就只好作罢。希望能通过你，征求一下他们对拙作《山里的秋天》还有什么意见。目前我正在修改。今天北影的信还叫“修改稿完成后请速寄来”呢。
山中交通不便，你八月二十四日的信今天才收到，非迟迟不复也。
别不多谈，过几天回家当登门拜访。
祝您健康！
安远 1973年9月3日
信中说的《山里的秋天》，前面已说过，是我那年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当年冬天，就去北京参加北影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去了。
所以将此信全文录出，是要说一下这封信用的信笺。
不是真的见了，连我都忘了。
这个信笺，是打印的，不是现在的电脑，是当年用打字机打了蜡纸，再用油印机印的。上面有两道紧挨着的波纹线，靠上一行打印的字是：“敬礼毛主席万寿无疆”。空过写信的白纸，下面是一道虚线，靠下又是一行打印的字：“韩安远私人专用信笺”。虚线之上，“祝你健康！”及“安远”，“197 年 月 日”诸字，都是打印好的。
为这本书写的小序里，我感叹道：“那年我二十六岁，竟这般的风雅。兹将它制版放在前面，作为纪念。”
也是二○○三年，还将与老同学崔魏先生三十多年间的通信，编为一本书印了出来。名为《韩石山崔巍通信集》，收崔信212封，韩信238封。所以造成崔少韩多的局面，并非我真的多，他真少，乃是我的信是他保存的，他的信是我保存的，我保存的不及他好，遗失了好多封。
光这两本集子里收集的我的信，就有近千封了。我估计这几十年间，我写的信，当五倍于此。当山西文学主主编期间，上班时间，若不是太忙，我的一项主要工作，便是给作者写信。有时一天要写好几封。
就是平时，我也是把写信当作一件赏心乐事。
自从电脑、手机普及后，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笔写书信，明显少了许多。
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憾事，怕也是这个时代许多人的憾事。写下信，寄出去，等着对方的回信，跟手机短信和电脑邮件，完全是两回事。打个比方，两人相爱，这边发个短信：你爱我吗？不过两分钟，那边回复：爱！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期盼，再浓的情感，也寡淡得跟白开水差不多了。
然而，电脑和手机的快捷，确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我不否认。无奈之下，有时要过过写信的瘾，比方说对方寄来书，让我提提意见，通常的作法是，先发一电子邮件，告知书已收到，正在阅读中，同时说，另有纸信，随后寄出。
有时为了给对方一点小小的惊喜，也有不告知而直接写了信去的。
这些信，大多是用中性笔，竖行写在无横道的信笺上。有时用毛笔，则写在八行笺上，一般不会很长，两三页而已。中性笔写的，就要长了，少则三五页，多到十页也不稀奇。前面《友情的批评》一节里，引用的给刘绪源的信，就长达十页，三千余字。这封信就没有告知他寄的书已收到，而是过了好长时间才寄了信去的。
且引用两封用中性笔写的信，都是不久前写的，一封是给贵州的汤序波先生的，写下后觉得重要便复印一份留存，一封是写给北京的赵国忠先生的，没有复印留存，国忠先生将之誊录发表并附上原信照片，我看了了给他发电子邮件要来的。
先看给国忠先生的信。此前不久，国忠先生出了本读书随笔集叫《春明读书记》，寄给我看了，觉得甚好，很想写篇评论，又赶上事多没功夫，便写了此信。写的时候多了个心眼，就是尽量详细些，万一国忠先生要将之作为评论发表，篇幅上不至于太少。原信五页，千余字——
国忠先生：
您的书收到多日了。这些日子，一直放在手边，有时在案头，有时在床头。不是从头到尾通读，但比通读还要仔细，前前后后，每篇都看了，有的还不止一次。我得说，这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此类书中最好的一种。印的好，精致，典雅，漂亮，真让我羡慕。主要的还是文章好，资料扎实，分析精到，文笔也好，不疾不缓，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也确实是您家藏的珍宝，至少绝大部分是。就是那些图书馆查到的资料，是您的力气，您的眼光，也要算是您的珍宝。
这类书，多是展示资料，当然可贵，但是三条两条资料，终觉得太容易了些。只要多下功夫，翻检报刊，多跑书摊，勤于收购，不难做到。您不是仅仅查资料，您这是在做学问；不是写什么小文章，而是在写研究文章。跟我通话时，您常自谦不会写文章，“韩先生多会写文章呀”，往后我再不信您的这号话了，再说我就要认为这是在挖苦我了。不说资料了，就说写法，我写得出《李健吾、穆时英与“抄袭”》那样精致，那样有灵气的文章吗？
这篇文章多好！先由当下的“汪晖事件”发其端，联想到一件涉及李健吾的事。一件什么事呢，一九三四年有人在报上著文说，李曾说过穆时英的《南北极》系抄自李健吾的某篇小说，李遂写了《也算一种声明》予以澄清，同时指明，《南北极》中确有一些句子，跟他的小说《私情》里面的句子相仿。您用“笨办法”，将两篇作品中的句子一一对比，找到两处最为接近的。若说这样的“检索”不过是按图索骥的话，下面据李健吾的一句话——“往年读到《现代》上穆先生的自辩”——翻检出《现代》某期目录并无穆的文字，而内文有“作者的表白”，可说是沙里澄金了。李先生的文章是那样的跳踉，机警，而您的文章，同样的机警，却是细针密线，层层剥笋，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穆时英确实抄袭了。抄李健吾的是句子，抄池谷信三郎的竟是段落！引用李健吾的那段话，最是风趣而又发人深省。末尾一笔，照应开头，“现在关于汪晖抄袭的争论还在继续，且看如何收场”。多么好的一篇文章，记得看到末尾，我真的在桌面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绝了！
考证细密的篇什甚多。只想说说《闲话盗版本——兼及〈书影留踪〉》。某年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逢香港书展，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展位上见到此书便买了。我总觉得香港留存的大陆解放前的旧版书更多些，这样的“书影资料”该信之无疑，叫您这么一一考证，原来毛病这么多——竟有这么多的盗版书。而您的考证，主要来自于您对民国年间那些丛书的熟悉，仅仅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名义印制的盗版书，一口气举了六种之多。
其他文章我就不说了。一句话，材料扎实，推论严密，清爽利落。这样的考证文章，谁见了也会喜欢的。这样的好文章，就应当出成这样精美的书。
还是要找点小毛病，没办法，这是多年当编辑养成的坏习惯。第一三四页，据陈梦家的一段话（见一二七页），说将陈梦家归入新月派不准确，陈不认账，“应引起诗评家的重视”。细按陈的话，说的是共产党、国民党那样的“派”，断非新月派那样的“派”。再，书中的几个事件的名称与年份，您似乎弄混了。第一一八页顺数第五行，“但因上海一二八战后”， “一二八”应为“八一三”，前者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后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第一七二页，引李健吾文章，倒数第六行“‘九一八’事变，他的腿受了伤”， “九一八”应为“三一八”，前者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后者发生在一九二五年，所以李文下面才会有“到如今，快十年了”的说法。祝
文祺
韩石山 二○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现在知道，此信已在北京的《芳草地》和石家庄的《旧书交流信息报》上发表过。都是国忠先生寄出的。
汤序波先生是我国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先生的孙子，这些年整理乃祖的遗著，出版了好几种如《屈赋新探（修订本）》等。又花了多年心血，完成《汤炳正传》颇获好评。我看了，确实是本优秀的传记作品。便写了一信，表示祝贺。也像对待赵国忠的《春明读书记》那样，写的时候，考虑到作者或许有发表的意愿，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并尽量周全些。发表不发表就不是我的事了。
这也是我这几年摸索出的一个办法，朋友寄来书，看了不能不表示赞赏，而一赞赏，接着而来的是，写篇文章如何。这时候，常让人作难。书已看过多日，不写不恭，要写又得翻看一遍，早就没了当初的新鲜感，写起来真是活受罪。看罢写信就不同了，感觉新鲜，笔下灵动，不费时也不费力。与通常写信稍有不同处是，细致些就行了。
给汤序波先生的这封信，就不全引了，重要的是信中，我提出自己对做学问的一个小小的感悟，或许对爱好做学问的朋友，有些益处。那就是，把学问做得“飞扬”起来，才是真正会做学问——
我说汤先生的学问有值得探究的地方，而不说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因为我知道，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不管叫小学也好，还是叫音韵学也好，不是寻常人能学得了的。我们应探究的是，何以汤先生在这上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过去我一直认为，乾嘉时期的学人，将这门学问做到尽头了，后人绝难翻出新花样来。现在看来，学无止境，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然而，章炳麟的入门弟子，那么多人，何以独独炳正先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早先我有个印象，在中国的古典学问上，光有积学邃密是不行的，还应当雅好文艺，才能文思飞扬，出神入化，迭有创见。这个印象，是从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研究甲骨文、诗经上得来的。三人年轻时都是诗人，转入甲骨文、诗经研究后，很快便有大的成绩，能说与他们先前的诗人训练没有关系？学问，到了一个高的境界，跟猜谜差不了多少，先得要想到那儿，才能“求证”到那儿，想都想不到，底子再厚实，都是白搭。把学问做得“飞扬”起来，才是真正会做学问的。汤先生的治学经历，又一次印证了我的这个看法。
序波先生接信后说，他要将此信给《中国文化》杂志发表。我听了，长出一口气，多亏有先见之明，要是简单回一信，他再提出写评论的要求，可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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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亦为自传作品《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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